词学史研究的空间视角

曾大兴

词学史研究，除了把握词学观念、理论与方法等的时间发展脉络，还应注意词学批评与词学流派的地域分异，前者是词学史研究的时间视角，后者是词学史研究的空间视角。立体的、完全意义上的词学史研究应该是时、空结合，虽然二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以偏废。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词学史著作缺乏空间视角，今后的词学史著作应该有所改进。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从来就不缺乏空间视角，《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论，即可视为最早的空间批评。吴公子札之后，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朱熹的《诗集传》、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世贞的《曲藻》、王骥德的《曲律》、李东阳的《麓堂诗话》等重要文献中，都有简约而精辟的空间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所针对的都是诗、赋、曲等文体，尚未涉及词而已。最早针对词的空间批评，当属清中期著名词家厉鹗的《张今涪〈红螺词〉序》，其文曰：“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樊榭山房全集》卷四)这是从空间视角比较宋词内部之差异。嗣后，则有晚清词学名家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其文曰：“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蔡松年)、遁庵(殷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蕙风词话》卷三)这是从空间视角比较金词与南宋词之差异。

词学的空间批评源于词作本身的地域空间特性，词学史的研究应重视这一客观事实。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词派，例如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代表的临桂词派等。这些词派除了丰富的创作实践，还有明确的词学观念和词学主张，并且都以地域命名，因此可以称为地域性的词学流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词学史著作对这些词学流派的创作和理论多有描述和总结，但是对词派所产生的地理环境、词派的地域特征、词派的空间差异、词派的传播路径等，基本上没有涉及。也就是说，对于明清时期地域性的词学流派，以往的词学史研究仍然是时间视角，缺乏空间视角。

20世纪词学史上长期存在两个很有影响的词学流派，查猛济称之为“朱(祖谋)况(周颐)派”与“王(国维)胡(适)派”(《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胡明称之为“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刘扬忠称之为“传统派”与“新派”(《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笔者认为，“朱况派”与“王胡派”这个命名不太准确，而“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传统派”与“新派”这两个命名则含有褒贬之意，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因而主张从地域或空间角度，予其一个中性的命名，即“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简称“南派”与“北派”。

“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命名依据有三：一是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二是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三是词学家的师承关系。按照这三个依据，笔者把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夏敬观、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陈洵、刘永济、詹安泰等10位词学名家列入“南派”，把王国维、胡适、胡云翼、冯沅君、俞平伯、浦江清、顾随、吴世昌、刘尧民、缪钺等10位词学名家列入“北派”。当然，“南派”的阵营是很大的，远不止这10人，这10人不过是“南派”的代表而已。也许有人认为，在“北派”词学名家中，真正出生在北方的只有冯沅君、顾随和缪钺三人，其他都是南方人，把他们10人一概列入“北派”似乎不太合适。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关于他们流派归属的认定，并非依据其籍贯，而是依据上述三个条件。鲁迅先生在讲到“京派”与“海派”时指出：“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京派”与“海派”》)正像“江西诗派”并非都是江西人。

“北派”的词学活动、词学研究地域与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主要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南派”的词学活动、词学研究地域与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主要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也许有人认为，“北派”中的胡云翼、刘尧民、缪钺等人，其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地域在南方，其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也在南方，把他们列入“北派”似乎也不太合适。笔者认为，这也无不妥，因为他们的师承关系在北方。钱钟书先生在讲到南北画派时亦曾指出：“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北人的疑问，很容易回答。从某一地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譬如汉魏的‘齐气’、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苏意’，‘齐气’、‘楚子’不限于‘齐’人、‘楚’人，苏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苏意’，汉族人并非不许或不会‘胡说’、‘胡闹’。”(《中国诗与中国画》)事实上，关于“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命名，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其代表人物(朱况与王胡)的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及其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前者在苏州和上海，后者在北平，也就是说，“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最初是“某一地域的专称”，当我们把朱况与王胡的同道者或追随者分别列入这两个词派的时候，“北派词学”与“南派词学”就“从某一地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命名依据，与绘画史上的“南派”与“北派”的命名依据是一样的。

“南派”与“北派”在词学贡献、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诸方面均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大体言之，“南派”的贡献主要在词籍的整理、词律的考证、词人年谱的编撰等方面，“北派”的贡献主要在词论的探讨、词史的描述和词作的艺术鉴赏等方面;“南派”注重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北派”注重对西方美学与文论的借鉴;“南派”标举“重、拙、大”，重技巧，重音律，论词不分南宋、北宋，“北派”标举“境界”，重自然，重意境，论词推五代和北宋，于南宋只推辛弃疾。南、北两派持不同的词学理论和观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来治词，共同促成了百年词学的发展与繁荣。

20世纪的词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南派”和“北派”这两个不同的词学流派。有不同的词学流派，就有不同的词学思想、词学观念的争鸣，就有不同的治词路径、治词方法的竞技，就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词学成果的涌现。这一切，对于词学这一传统学科的推陈出新，对于丰富、加深人们对这一传统学科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很有意义的。

“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无疑是20世纪词学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事物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文学也是如此。面对20世纪词学史上这笔丰厚的学术遗产，我们既要有历时性的追溯，也要有共时性的考察;既要有纵向探讨，也要有横向比较;既要有时间视角，也要有空间视角。对20世纪词学史的撰写应如此，对宋元明清各代词学史的撰写也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突破长期以来单向思维的制约，从而解决以往的词学史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使词、词学、词学史展现出多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