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咏史诗

赵望秦

咏史诗是融文学与史学特质于一体的重要诗歌体类，其创作的素材乃立足于史事。《史记》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自然成为咏史创作取材的渊薮之一。咏史诗人的创作结合时代特征和审美趋向，选取《史记》中的人和事，通过批判或褒扬，以达到寄寓抱负和针砭时弊的艺术效果。

在现存的文学史料中，最早一首咏史诗的素材即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咏史创作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班固依据此传叙写的“缇萦救父”史实，创作传体《咏史》诗，将二百字的故事，缩写为八十字的五言诗，传承了《史记》“寓论断于序事”的叙事方式和“实录”的著史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传播形式和流传途径更为广泛，更便于咏史诗人从《史记》中选取适合个人创作的题材。左思《咏史》八首开创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咏史变体即论体咏史，通过吟咏冯唐、主父偃、司马相如等人，将叙事、议论和抒情有机结合起来，抒发个人处于门阀森严时代而才华不能得到施展的痛苦和愤懑。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名为“史述”，实为四言韵语，吟咏《史记》中许多人物的不同遭遇，如箕子的亡国悲怆，韩非的以文召祸，伯夷、叔齐的坚贞，管仲、鲍叔的相知，程婴、公孙杵臼的仗义，屈原、贾谊的正直，鲁国二儒的耿介，又贯穿以主体意识，寄寓良深。而《咏荆轲》一诗详尽地叙写了荆轲刺秦事件的始末，对其视死如归的豪侠之气给予高度赞扬，不同于那些隐居和饮酒的陶诗风格而体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此外，阮瑀《咏史诗》、王粲《荆轲为燕使》、虞羲《咏霍将军北伐》等，都是以《史记》中的忠臣勇士为吟咏对象，表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时代英雄再现当世的急切呼唤和热忱期盼。

唐代诗人对《史记》的接受增加了新的审美情趣，多以夏禹、荆轲、秦始皇、夫差、项羽、汉高祖、四皓、张良、韩信、李广、司马相如等人为吟咏对象，对前代同类作品既有继承，也形成了整体性的新特点。唐初咏史创作仍沿袭班固的《咏史》体式，叙多于咏，事大于赞。王珪《咏汉高祖》即将汉高祖一生重要经历浓缩入诗，末尾却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的规律。而其《咏淮阴侯》一诗用精细的笔墨全面叙写韩信的一生，表现出既羡慕韩信的丰功伟绩，又同情他悲惨结局的情感基调。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体现为以咏史创作干预社会现实，影响到唐代咏史诗，则是大多以论体为主，从而丰富了咏史诗的表现力。陈子昂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中的《燕昭王》，感慨在时光流逝中能重用贤能之士的燕昭王已不复存在，后两句则由古及今，诉说个人难以实现像乐毅那样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李白诗歌代表着张扬个性的盛唐气象，而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帝王师”，功成身退，自由自在，此类历史人物的典型就是张良、四皓等，如《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山人劝酒》《商山四皓》等咏史诗，既是李白个人的期许，也代表着当时大多数士子的心声。唐中期社会特点是大唐盛世不再，咏史诗人试图在历史往事中寻找社会成败治乱的根由，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因此，诗人多借对《史记》中人、事的评价，来表达其与前人不同的史识和史观。柳宗元的《咏三良》一反传统，推翻历来对秦穆公的批判，认为能君臣同德的穆公是明君，让三良殉葬的乃其不肖子康公：“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而《咏荆轲》一诗也与传统论调相异，不但没有大力赞扬荆轲，还指出荆轲刺秦的行为完全不可取，且其失手是致使燕国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柳宗元的咏史诗可谓开了晚唐时期翻案的先河，颇有影响，如诗人刘叉《嘲荆轲》、李远《读田光传》、杜牧《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一绝》、许浑《韩信庙》、李商隐《四皓庙》、温庭筠《四皓》，一时翻案成风。唐代晚期，出现了以七绝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咏史诗人,且一写就是百十首，如胡曾、周昙、汪遵、孙玄晏、罗隐等，以短短的四句二十八字史论，再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史记》画卷，角度、观点都有新意。

宋代诗歌好议论、好说理，贯彻到以《史记》人物为原型的咏史诗创作中，就是翻案之风更甚于唐，且比唐人翻得更有深度。王禹偁的咏史之作大都吟咏《史记》中的人和事，有意而发。梅尧臣《淮阴侯庙》《淮阴侯》《淮阴》等诗，以不同的体式和不同的角度吟咏韩信，可谓诗歌创作中的“互见”手法，与司马迁用“互见”手法叙写人物传记互相映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王安石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如《商鞅》《贾生》等诗，以古鉴今，用古喻今，巧妙而有针对性地创作咏史诗为当时政治服务。在王安石的约一百一十首咏史诗中，有四十多首取材于《史记》，且多以翻案著称，对于传统观点而言，见解大胆而深刻，认识新颖而独到。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腐朽无能，诗人们怀古伤今，在咏史创作中也有着深深的爱国烙印，代表诗人有李纲、陆游、刘克庄、文天祥等，歌咏对象多为英雄豪杰和忠臣义士，如项羽、韩信、侯嬴、信陵君、伍子胥、张良等。辽、金两朝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却充分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高度重视，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也备受关注，这在涉及《史记》的诗作中有所体现。辽国女诗人萧瑟瑟见国事日危、朝政衰败，创作楚辞体《咏史》，用嘲讽奸臣赵高的擅政专权来劝谏。在金国，史学修养非凡而尤精《史记》的萧贡有《汉歌》《楚歌》和《悲长平》等评价《史记》中重大事件的咏史之作。李俊民在咏史诗中表现出对《史记》人物的犀利评价。元好问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历经了时代变迁和个人痛苦，使其咏史诗《楚汉战处》《戚夫人》等的内涵更为深沉。

元明两代取材于《史记》的咏史创作，在某些方面也不乏特出之处。如元胡祇遹从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史记》中的人物，如刘邦、张良、陈平、四皓等，颇具新见。元代有很多颇具绘画天赋的诗人，诗、史、画融为一体，创作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具有浓厚咏史意味的作品，把《史记》用画和诗两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既在绘画题材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又在咏史创作发展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明人还将其在梦中与《史记》人物的互动写入诗歌，形成了特殊的纪梦咏史诗，如王寅的《咏要离》、沈明臣的《梦中与诸客赋诗分题得汉武帝》、朱察卿的《梦谒剧孟平原君墓觉后有感》、支大纶的《夜梦伍相枉顾言忠楚报吴甚悉颔联乃梦中句也》等，在梦醒时分不能实现的个人理想和抱负，则在梦境中一一呈现，可谓别具一格的咏史之作。元明人对《史记》的接受，还体现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历史小说除以《史记》为创作题材外，更具新意的是在历史小说中插引前人咏《史记》人物的诗歌,这既可视为对前代涉及《史记》的诗歌的接受，亦可看作是对《史记》的再接受和再创作。如元代的《新刊平话五种》讲史小说，明代的“列国志”系列、“两汉”系列等通俗小说，插入了晚唐咏史三家汪遵、胡曾、周昙大量的咏史绝句。这些咏史作品在小说中所起的艺术作用是多方面的：敷衍故事，增饰细节，评说人物，烘托形象，转换叙事视角，传接情节脉络等。

清代涉及《史记》的咏史创作规模庞大，体式众多，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同时，亦有所拓展创新，出现了专门吟咏《史记》的咏史之作，或为专集单行，或在别集中独自成卷。如徐公修《史记百咏》、蒋楛《天涯诗钞·读史》、邱上峰《簬村诗全集》卷四一《读史六十首》、殷如梅《绿满山房集》丙二《读〈史记〉偶书》《读〈史记〉戏书》《咏史》等、盛大士《蕴愫阁诗集》卷第二《读〈史记〉作》等、王昊《硕园诗稿》卷二二《读史百咏》、吕星垣《白云草堂诗钞》卷三《读史五古二百三十首》、王廷绍《澹香斋诗草》卷二《咏史诗二百二十三首》、吴名凤《竹庵诗钞》卷五《咏史百篇》、康发祥《小海山房诗集·仿唐人咏史排律》、秦焕《剑虹居诗集》卷下《咏史》、孙国桢《愚轩诗钞》卷下《咏史》、谭宗浚《荔村草堂诗钞》卷四《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小乐府一百首》、陈遹声《畸园第三次手定诗稿》第一册《幼学集·读〈史记〉三十二首》、皮锡瑞《师伏堂咏史》、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六十卷等。

接受《史记》而创作的咏史诗，实质上是《史记》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文学创作经验。与此同时，诗人接受《史记》的创作成果，也成为《史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记》也因此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并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