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和文化视野中的“丑”
丑在文化中的位置
丑是一种文化现象，被文化所规定。文化世界以多种方式呈现，其中之一是感性形象。美学就是从感性形象方面去把握文化的。美学对感性形象的把握有两套方式，第一套分为：正常、美、丑。第二套由第一套发展而来，分为(由美而来的)美感、(由悲而来的)悲感、(由丑而来的)喜感。从文化的角度看丑，主要与第一套分类相关。美是高于正常的理想形象，丑是低于正常的畸形形象。一旦确立了正常的标准，美与丑随之产生出来。俯仰历史，具体的正常、美、丑不断地被建构起来，又不断地被解构消逝。虽然具体的正常、美、丑不断变化且呈为多样，但在不同之中又有共同的规定。
那么，丑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英国美学家夏夫兹伯里说：“无形式的质料自身即是丑。”即在客观上，一个感性形象如果没有按文化规定的正常形式呈现，就是丑。德国美学家鲍姆加登说：“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即从主体说，当面对一个从文化的正常标准来说不完善的感性形象时，就产生丑感。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丑是不成功的表现。”即当人制作文化物品或艺术作品时，没有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意图，这物品和作品就是丑。这三个方面虽然是从美学上得出的，但这里以文化的角度观之，由此，可得出丑的两个特点：其一，丑是对于正常的负方面偏离;其二，丑的偏离是无奈的结果。丑的中文字源是胼指——手的畸形。恶与丑在远古字义相通。《说文》“亚部”说：“亚(恶)，丑也，象人局背之形”，即身体畸形。丑后来为醜，由酉与鬼组成。酉是秋收冬藏之象;鬼是生命消逝之变。在与生命的理想(生)和自然的理想(春)的比较中，丑是对事物正常尺度的偏离。在原始图腾观念里，那些模仿反刍动物把门牙拔掉的部落，那些把鸟的羽毛插入自己的嘴唇、耳朵、鼻中的部落，是主动的变形，因此不是丑，而是与图腾相联的怪。而手之畸形、身体畸形，都是无奈的结果，因而是丑。
丑不仅在美学中被建构，而且在文化中被建构，从而在与正常、美、丑相关联而获得自己定义的同时，又与美一道，与文化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相关联。当真假善恶以形象方式呈现出来时，会被进行美学感受和审美判断。形象的真假善恶也会影响到是美感还是丑感的美学感受，文化要借助于美感与丑感去实现自己认为的真与善，去批判自己认为的假与恶，从而美丑的运作具有了文化的功利性，又从而如何把握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关联与区别，变成了一个甚有争议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看，因为有丑，文化产生了对丑进行“矫正”和“救助”的行业体系和文化行动：美容行业、健身行业、礼仪训练、道德规训、艺术欣赏、心理治疗……这些行业体系和文化行动内蕴着非常复杂的内容，这里不展开论述。而从本文的角度讲，文化自身的形象美感同时也关联着公序良俗，我们应力求从正面让丑转化为正常或美，从负面防止丑流向可悲、可恶。因而，对行业体系和文化行动来说，美和丑的理论甚为重要。
丑在美学之中的定位
在现实生活中，丑使人不快(不忍看、不愿听、不堪闻)和让人生憾(或羞愧、或生怯、怕见人)，而美学之为美感之学，是要让任何对象都成为审美对象从而让人感到快乐。不同的审美对象给人的快乐是不同的，但能带来快乐却是共同的。丑在被美学变为审美对象时，就成了滑稽。从美学上谈丑，就进入了美学的第二套系统：美(感)、悲(感)、喜(感)。由丑而产生的滑稽之人、物、事，总令人开怀而笑，由滑稽而来的审美快乐，在美学上被称为“喜”(区别于由美而生的乐感和由悲而来的痛感)。而滑稽的艺术作品，被称为喜剧型艺术。滑稽元素被称为喜剧元素，专门令人发笑。
滑稽是用什么让人笑?人在笑声中获得了什么?文化何以需要美学之喜?喜给文化带来了什么?
滑稽让令人不快的丑转变成为令人快乐的喜感之笑，其要义在于，由丑的消极性畸形转变为具有喜之特点的“不伦不类的组合”而产生文化的积极意义。“伦”与“类”都是正常(具有历史尺度和理性尺度)，而“不伦”是低于正常之伦序，“不类”是低于正常之类型。文化在历史中建构起正常尺度时，同时就产生了正常的正方向榜样即理想性的美和负方向的低于正常的丑。这些低于正常之丑，作为正常的偏离和畸形，在艺术中得到夸张性的体现。夸张的功能，是用典型化的方式让整个文化意识到丑的标准，而丑的建构又是为了突出文化的正常和作为正常理想的美;面对被夸张了的滑稽之丑，使本来略为低于正常的人，在比较中有了宽慰感且认同于文化的正常和理想。
滑稽之喜充斥于文化的方方面面。
首先有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尤为重要：一是知道正常但不由自主地跌进了偏离。法国美学家柏格森讲了大量这类的事例。如，一个身体健壮灵活的成人在街上不小心跌了一跤。成人是不该跌跤的，跌跤者本人也知道这一点。但因不留神不由自主地跌倒了，这造成了成人实体和小孩行为的不伦不类组合，引出笑声。二是知道何谓正常，何谓偏离，但通过偏离正常，把文化之正常对自然本性压抑而造成的紧张心理释放出来，从而让人在自嘲中保持心理的健康。这主要来自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理论，他认为，笑是一种心理紧张的释放。在文化正常规范的压抑中，人常常处于心理紧张状况，而不少的有意或无意的偏离(如笑话、笔误、隐喻等)正是人释放自己紧张心理的方式。在这样的偏离中，人一方面从理性认同的强制性中暂时逃离出来，有一种由之而生的轻松感;另一方面又知道这一释放紧张的偏离还是属于偏离，有了一种自嘲感，而自己能够自嘲，又是自己优越性的体现。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心理转换中，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这两个方面的偏离内容复杂，都是以喜感之笑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其次是知道自己低于正常，但自己由于无奈的原因，又不能离开这一偏离，于是用一个正常的假象来掩盖偏离，这就成了最正牌的滑稽。如，某人遇上一个街霸，要打他，街霸说：你敢打?你敢打我就敢跑!明明怕了，却用英雄口气来掩盖内心害怕。阿Q被人打了，却把它看成儿子打老子，以此自我安慰，这成了最典型的滑稽。
最后是人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偏离而实际已经偏离了正常尺度。这尤其体现在文化的急剧变化和跨文化的交流中，如生活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举例，一个来自西方文化圈以外的人看见啤酒泡从瓶中冒出来，说：我不奇怪它怎么冒出来的，我只奇怪它是怎么被装进去的。普遍具有啤酒常识的西方人带着正常的思路听下去，突然遇到了低于正常逻辑的话，人们于是开怀大笑。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这类的喜感让外来者在笑声中迅速受到主体文化的软性规训和审美教化。
滑稽总是表现为不伦不类的组合，因此，不伦不类的组合导致人们用其美学规律去创造喜剧型艺术以教化社会，通过笑声意识到自己低于正常，从而趋向正常。滑稽是无害的，这无害本身就显示了主体的自信与强大，只有把对象看成低于主体，人才会笑——在笑中，内蕴了文化正常的规范力量，人解脱了社会的压力，增强了自己在压力下的信心。
丑在美学体系中的转换
在美(感)、悲(感)、喜(感)的美学体系中，三大基本类型有进一步的展开：前者展开为优美、壮美、典雅……中者展开为悲态、悲剧、崇高、荒诞、恐怖……后者展开为怪、丑、滑稽、媚世、堪鄙……这些类型，既有区分又有互渗。意大利美学家艾柯在《丑的历史》中从历史角度呈现了丑向多种相邻类型的渗透：中世纪的受难、死亡、殉道，启示录里的地狱和魔鬼，社会上的怪物和凶兆;文艺复兴的诙谐与猥亵;近代世界的魔鬼、女巫、虐待狂;工业社会的颓废与放纵;后工业时代的媚世与堪鄙……都成为丑。德国美学家罗森克兰茨在《丑的美学》中从类型的角度呈现了自然界、精神上、艺术里的丑，并从理论的角度归纳了丑的特征——低于正常尺度的：欠形式、不对称、不和谐、变形、畸形(惨苦的、坠落的、庸俗的、多余的、武断的、粗糙的);令人憎恶的：难看、死亡、空虚、恐怖、恶心、空洞、幽灵型、魔鬼类、巫婆状、撒旦式……这里，丑不仅仅是喜的类型，已经与悲感类型有了多方面的交缠，更主要的是，在甚多类型里，丑不是走向喜感的滑稽，而或是拐向了一种低于正常的羞憾感、憎厌感、恶心感——一句话，非快感;或是转向一种异于正常的恐怖、妖魔、虐酷，转向属于悲的痛感。罗森克兰茨进一步指出了丑的多种流向，比如：丑在作为美的否定，是畸形;丑在作为美感的否定，是厌恶;丑在作为美的否定的同时，成为崇高的对立面，是粗恶与平庸……这样，从客体形态来讲，丑与悲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混和互换。
丑具有三种文化功能：第一，对自身的无奈处境，如何赋予自身一种正面的精神力量，从而化丑为美;第二，面对敌对力量，如何赋予丑一种力量，从而化丑为崇高和恐怖;第三，让丑成为滑稽，成为美学之喜。化丑为美，化丑为悲，使丑成喜，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丑的每一种转化，都是一种文化的建构。一部丑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建构丑，以及产生因丑而成的各种审美类型的历史。同时，一旦条件失去，丑之为美、丑之为悲、丑之为喜，乃至丑之为丑，都会消失——丑在文化和美学中上演着五彩缤纷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