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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华录》之外——宋代官妓的命运

时间:2022-09-09 16:45:59 来源:中华读书报 编辑:詹亚琪

近日电视剧《梦华录》热映。该剧改编自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在《梦华录》中,曾为官妓(又称“官伎”)的赵盼儿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开茶馆自食其力;编入乐籍的宋引章身穿绫罗绸缎,受尽达官追捧;东京名妓张好好自认身份高贵,与“以色侍人”之贱类划清界限。那么宋代官妓的命运究竟如何?《梦华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事实呢?本文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梦华录》呈现的宋代官妓的人生轨迹加以梳理。

一、初落风尘

在《梦华录》中,身为主角的赵盼儿,名动京城的宋引章,自诩高贵的张好好,均为官妓出身。为何赵盼儿能够脱籍,而宋引章却始终在脱籍之路上苦苦挣扎?为何宋引章因贱籍身份自卑痛苦,张好好却自信狂狷?这与她们所属官妓类别有着密切的关联。

宋代官妓主要分为营妓、教坊妓、地方官妓三类。

宋代的营妓由专门机构“营属”“乐营”进行管理和训练,其主要职能还是为宴饮提供歌舞服务。除了活跃于军营,营妓还可以到州郡参加公宴。

教坊妓与宫妓类似,服务于皇帝与各大皇亲国戚。他们是官妓中等级最高的一类,才貌双全,且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在北宋时期,教坊妓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参与重大歌舞宴饮的表演。《梦华录》中的张好好属于教坊管制,并且能够在皇帝面前表演,应当属于此类。

宋代的地方官妓也可称作地方州郡妓。她们蓄于州府,被编入乐籍,相较教坊妓也更加活跃。《梦华录》中赵盼儿的官妓身份相对确定,她称自己“九岁因父罪没为官奴,隶杭州歌舞色乐营为乐伎”,可见赵盼儿是隶属于地方州府、被编入乐营的地方官妓。宋引章最初只强调是世代相袭的“乐籍”,之后她到东京遇见张好好,被其自信感染,想要改隶教坊,因此推断宋引章原本应与赵盼儿一样是地方官妓。但是,同为地方官妓的两人在脱籍的问题上又有所不同,这就涉及到她们最初为官妓的原因。

赵盼儿“因父罪没为官奴”。她的情况是连坐受惩处为官妓。这类官妓大多出身高贵,但因其家族中人或特殊原因触怒君上而受到惩处,没收家财,充为官奴。《宋史·瀛国公本纪》载:“辛卯,贬潜说友南安军,吴益汀州,并籍其家。”这类官妓多生于权臣将领之家,原本过着优渥富裕的生活,不想因为越矩犯科遭受籍没之惩,不仅家财尽数充公,她们自身也从上流社会跌入泥潭。这类地方官妓想要从良,需有一定品阶的官吏批准方可脱籍,赵盼儿所说“因太守恩脱籍”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宋引章却没有这样的家世和幸运,依她所述“凡贱籍者,世代相袭”,当属编入乐籍的乐工,这类官妓很难脱籍,终生投身于音乐,只能彼此通婚,且世代承袭,地位低下。她们是最不能改变命运的一类,因为父母的身份,她们从出生便注定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她们自小受到父母的教习熏陶,往往有高于常人的音乐天分和造诣。宋人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评价道:“中曲者,散乐杂班之所居也。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故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宋引章一曲琵琶动京城也是合乎逻辑的。

二、浸淫欢场

尽管《梦华录》刻意粉饰,如张好好称“以色侍人才叫贱”,赵盼儿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但性服务作为官妓的重要职责确是事实。除此之外,官妓还有迎送官吏、宴饮歌舞、卖酒等职责。

(一)迎送官吏,宴饮歌舞

官妓精通音律歌舞,大多才貌双全,活跃于宴会或庆祝活动中。如宋代参与重大宴饮表演的教坊妓,其舞蹈队列都经过严格的训练,阵容动辄上百人。《宋史·乐志》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除了皇帝亲临的重大宴会之外,低调的小规模宴饮也会有官妓献上歌舞;适逢重大节日,如中秋、上元或是帝后的生辰,官妓也需表演歌舞助兴。可见,无论大小宴饮,级别高低,官妓皆需到场,或是表演歌舞,或是侍奉宴饮。在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交际应酬和娱乐活动中,官妓是观赏性活动和感官享受的主要提供者。

另外,官吏之间的交际或是他国使节的到访也都会差使官妓送迎或承应。如洪迈《夷坚志》记载:“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再如,《宋会要辑稿》记载:“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俟相见罢,赴客位上马。”官妓成为官吏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她们的品貌、技艺、才学乃至数量都成为文人士大夫用以炫耀的资本。

(二)卖酒

卖酒,也是宋代官妓的重要职责之一。《梦华录》中也有售酒情节,这在宋代并不少见。但不同的是,《梦华录》主角团卖酒时已脱籍,卖酒所正得资财也尽数归入自己的囊中,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属于个体经营;但宋代官妓售酒所获资财全部用以增加财政收入,官妓是政府的赚钱工具,而这需要联系宋代的历史背景加以理解。

宋代的冗官冗费问题严重,加之抵御外敌所需军务开销巨大,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撑,为了缓解沉重的经济压力,宋代采用“设法卖酒”制度,利用官妓进行买酒。官妓的特殊身份能够给售酒这项交易增添噱头,在吸引顾客的同时还能增加额外的收入。如南宋笔记《梦粱录》载:“诸府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而在《梦华录》中,主角在酒楼中安排歌妓表演舞蹈,还设置瓦子以吸引客流,故此“卖酒”非彼“卖酒”。不过,宋代政府管控下的售酒会有更多的名号和花样,比如他们派遣官妓至各个酒楼,并将刻有其的名字的名牌置于客人面前供其挑选侑樽,称之为“点花牌”。每逢正月,官府还会让官妓交换地点,身着美裳头戴粉冠,坐于酒楼之内。另外,还有酒楼通过名妓为自己提升名气。不夸张地说,官妓所有的价值都被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她们既是感官享受的提供者,又是高雅艺术的呈现者,同时还是促进经济增收的劳动者。

三、色衰落幕

官妓作为以色侍人、以技娱人的群体,色衰则爱驰,更遑论欢场中的所谓“情意”,当青春不再,容颜渐老,她们昔日的荣宠也将随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加之那时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对于名分的过分重视等都成为促使她们渴望脱籍从良的重要原因。

在《梦华录》中,脱籍的心结在宋引章身上最为典型。为了摆脱贱籍身份,她迫切地想觅得良婿嫁人从良,可偏偏屡次遇人不淑,还因此被人诟病为“恋爱脑”。但果真是她咎由自取自食其果吗?

官妓尽管可以凭借色技一度受万千追捧,终有年华逝去容颜衰老的一天。到那时,不得从良的官妓只能在时光的流逝中,怀恋着往日的美貌歌舞,忍受着现实的极大落差,如同无根的浮萍在天高海阔的人世间郁郁而终。《梦华录》中的宋引章,弹得一手好琵琶,才艺双全,自然不甘终生陷入贱籍的漩涡,她的别无选择,甚至病急乱投医实质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下官妓群体最为鲜明的意志。而宋引章屡屡选择嫁做人妇也是当时众多官妓心目中的最佳选择。

在宋代,不少官妓会在正当年华时与文人士大夫建立亲密的关系,待到年老色衰再凭借往日的情分嫁其为人妇,但因为她们曾经流落风尘,处于底层的社会地位导致她们大多只能被纳为妾室,少数幸运者能够因其夫婿立下功劳而荣获尊宠。比如南宋名将梁世昌之妻梁氏,因后人演绎“梁红玉擂鼓战金山”而被熟知。根据明人张四维在《双烈记》中所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梁氏本为教坊官妓,因嫁良人,最后被封为雍国夫人,这对官妓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荣宠。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少之又少,更多的官妓是嫁给商人或嫁入普通百姓之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她们嫁作人妇也未必能过上顺心如意的日子,可尽管如此,这也已经是她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由此看来,《梦华录》中宋引章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相较而言,剧中主角赵盼儿无疑是集万千幸运于一身的存在,不仅觅得良婿,还“因太守恩令”脱籍从良。在宋代,地方官妓从良只要由一定品阶的官吏批准就能够脱籍,比如苏东坡以藏头诗判官妓从良之事。但这看似简单,细想又有许多难处。首先是否能遇到足够高品阶的官吏已是难事,遇到又能否有机会请求批准从良又是未知之数,而请求之后能否得到肯定的回复更是不可预料,而这样的事情被赵盼儿轻轻一句带过,可见影视剧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相较之下,宋引章的经历更加符合史实,但也有不太严谨的地方:宋引章是属于世代相袭的乐工一类,这类的官妓想要从良必须是皇帝特赦,否则终生为奴,其子女也不能幸免。因此,对宋引章来说,想要男主相助或是嫁做人妇都非易事。

当然,除了脱籍从良和嫁做人妇之外,也有部分官妓不愿嫁作商人妇而选择了却红尘长伴青灯古佛,但在那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代,这样的选择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而且,即使为女冠,社会地位也并没有高多少,甚至有人将女冠与娼妓等同。但无论如何,这也是她们为数不多的为自己独立做选择的机会。

四、结语

《梦华录》中的主角显然属于幸运的少数人,而真实的宋代官妓,她们的一生从踏入风尘的一刻便已经注定了悲情收场的结局。她们缺少自主选择权,不得不随波逐流,而当卸下尊严、放下身段融入男性掌权者为她们制定的规则后,又因为美色渐褪而走向凄凉的落幕。自始至终,她们都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在坚不可摧的皇权统治下,她们一退再退,终生为了自由、尊严、生存在社会的漩涡中摸爬滚打,即使最后或嫁做人妇或遁入空门,看似她们终于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但也不过是被逼至绝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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