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之外——宋代官妓的命运
近日电视剧《梦华录》热映。该剧改编自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在《梦华录》中，曾为官妓(又称“官伎”)的赵盼儿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开茶馆自食其力;编入乐籍的宋引章身穿绫罗绸缎，受尽达官追捧;东京名妓张好好自认身份高贵，与“以色侍人”之贱类划清界限。那么宋代官妓的命运究竟如何?《梦华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事实呢?本文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梦华录》呈现的宋代官妓的人生轨迹加以梳理。
一、初落风尘
在《梦华录》中，身为主角的赵盼儿，名动京城的宋引章，自诩高贵的张好好，均为官妓出身。为何赵盼儿能够脱籍，而宋引章却始终在脱籍之路上苦苦挣扎?为何宋引章因贱籍身份自卑痛苦，张好好却自信狂狷?这与她们所属官妓类别有着密切的关联。
宋代官妓主要分为营妓、教坊妓、地方官妓三类。
宋代的营妓由专门机构“营属”“乐营”进行管理和训练，其主要职能还是为宴饮提供歌舞服务。除了活跃于军营，营妓还可以到州郡参加公宴。
教坊妓与宫妓类似，服务于皇帝与各大皇亲国戚。他们是官妓中等级最高的一类，才貌双全，且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在北宋时期，教坊妓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参与重大歌舞宴饮的表演。《梦华录》中的张好好属于教坊管制，并且能够在皇帝面前表演，应当属于此类。
宋代的地方官妓也可称作地方州郡妓。她们蓄于州府，被编入乐籍，相较教坊妓也更加活跃。《梦华录》中赵盼儿的官妓身份相对确定，她称自己“九岁因父罪没为官奴，隶杭州歌舞色乐营为乐伎”，可见赵盼儿是隶属于地方州府、被编入乐营的地方官妓。宋引章最初只强调是世代相袭的“乐籍”，之后她到东京遇见张好好，被其自信感染，想要改隶教坊，因此推断宋引章原本应与赵盼儿一样是地方官妓。但是，同为地方官妓的两人在脱籍的问题上又有所不同，这就涉及到她们最初为官妓的原因。
赵盼儿“因父罪没为官奴”。她的情况是连坐受惩处为官妓。这类官妓大多出身高贵，但因其家族中人或特殊原因触怒君上而受到惩处，没收家财，充为官奴。《宋史·瀛国公本纪》载：“辛卯，贬潜说友南安军，吴益汀州，并籍其家。”这类官妓多生于权臣将领之家，原本过着优渥富裕的生活，不想因为越矩犯科遭受籍没之惩，不仅家财尽数充公，她们自身也从上流社会跌入泥潭。这类地方官妓想要从良，需有一定品阶的官吏批准方可脱籍，赵盼儿所说“因太守恩脱籍”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宋引章却没有这样的家世和幸运，依她所述“凡贱籍者，世代相袭”，当属编入乐籍的乐工，这类官妓很难脱籍，终生投身于音乐，只能彼此通婚，且世代承袭，地位低下。她们是最不能改变命运的一类，因为父母的身份，她们从出生便注定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她们自小受到父母的教习熏陶，往往有高于常人的音乐天分和造诣。宋人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评价道：“中曲者，散乐杂班之所居也。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故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宋引章一曲琵琶动京城也是合乎逻辑的。
二、浸淫欢场
尽管《梦华录》刻意粉饰，如张好好称“以色侍人才叫贱”，赵盼儿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但性服务作为官妓的重要职责确是事实。除此之外，官妓还有迎送官吏、宴饮歌舞、卖酒等职责。
(一)迎送官吏，宴饮歌舞
官妓精通音律歌舞，大多才貌双全，活跃于宴会或庆祝活动中。如宋代参与重大宴饮表演的教坊妓，其舞蹈队列都经过严格的训练，阵容动辄上百人。《宋史·乐志》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除了皇帝亲临的重大宴会之外，低调的小规模宴饮也会有官妓献上歌舞;适逢重大节日，如中秋、上元或是帝后的生辰，官妓也需表演歌舞助兴。可见，无论大小宴饮，级别高低，官妓皆需到场，或是表演歌舞，或是侍奉宴饮。在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交际应酬和娱乐活动中，官妓是观赏性活动和感官享受的主要提供者。
另外，官吏之间的交际或是他国使节的到访也都会差使官妓送迎或承应。如洪迈《夷坚志》记载：“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再如，《宋会要辑稿》记载：“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俟相见罢，赴客位上马。”官妓成为官吏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她们的品貌、技艺、才学乃至数量都成为文人士大夫用以炫耀的资本。
(二)卖酒
卖酒，也是宋代官妓的重要职责之一。《梦华录》中也有售酒情节，这在宋代并不少见。但不同的是，《梦华录》主角团卖酒时已脱籍，卖酒所正得资财也尽数归入自己的囊中，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属于个体经营;但宋代官妓售酒所获资财全部用以增加财政收入，官妓是政府的赚钱工具，而这需要联系宋代的历史背景加以理解。
宋代的冗官冗费问题严重，加之抵御外敌所需军务开销巨大，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撑，为了缓解沉重的经济压力，宋代采用“设法卖酒”制度，利用官妓进行买酒。官妓的特殊身份能够给售酒这项交易增添噱头，在吸引顾客的同时还能增加额外的收入。如南宋笔记《梦粱录》载：“诸府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而在《梦华录》中，主角在酒楼中安排歌妓表演舞蹈，还设置瓦子以吸引客流，故此“卖酒”非彼“卖酒”。不过，宋代政府管控下的售酒会有更多的名号和花样，比如他们派遣官妓至各个酒楼，并将刻有其的名字的名牌置于客人面前供其挑选侑樽，称之为“点花牌”。每逢正月，官府还会让官妓交换地点，身着美裳头戴粉冠，坐于酒楼之内。另外，还有酒楼通过名妓为自己提升名气。不夸张地说，官妓所有的价值都被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她们既是感官享受的提供者，又是高雅艺术的呈现者，同时还是促进经济增收的劳动者。
三、色衰落幕
官妓作为以色侍人、以技娱人的群体，色衰则爱驰，更遑论欢场中的所谓“情意”，当青春不再，容颜渐老，她们昔日的荣宠也将随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加之那时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对于名分的过分重视等都成为促使她们渴望脱籍从良的重要原因。
在《梦华录》中，脱籍的心结在宋引章身上最为典型。为了摆脱贱籍身份，她迫切地想觅得良婿嫁人从良，可偏偏屡次遇人不淑，还因此被人诟病为“恋爱脑”。但果真是她咎由自取自食其果吗?
官妓尽管可以凭借色技一度受万千追捧，终有年华逝去容颜衰老的一天。到那时，不得从良的官妓只能在时光的流逝中，怀恋着往日的美貌歌舞，忍受着现实的极大落差，如同无根的浮萍在天高海阔的人世间郁郁而终。《梦华录》中的宋引章，弹得一手好琵琶，才艺双全，自然不甘终生陷入贱籍的漩涡，她的别无选择，甚至病急乱投医实质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下官妓群体最为鲜明的意志。而宋引章屡屡选择嫁做人妇也是当时众多官妓心目中的最佳选择。
在宋代，不少官妓会在正当年华时与文人士大夫建立亲密的关系，待到年老色衰再凭借往日的情分嫁其为人妇，但因为她们曾经流落风尘，处于底层的社会地位导致她们大多只能被纳为妾室，少数幸运者能够因其夫婿立下功劳而荣获尊宠。比如南宋名将梁世昌之妻梁氏，因后人演绎“梁红玉擂鼓战金山”而被熟知。根据明人张四维在《双烈记》中所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梁氏本为教坊官妓，因嫁良人，最后被封为雍国夫人，这对官妓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荣宠。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少之又少，更多的官妓是嫁给商人或嫁入普通百姓之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她们嫁作人妇也未必能过上顺心如意的日子，可尽管如此，这也已经是她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由此看来，《梦华录》中宋引章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相较而言，剧中主角赵盼儿无疑是集万千幸运于一身的存在，不仅觅得良婿，还“因太守恩令”脱籍从良。在宋代，地方官妓从良只要由一定品阶的官吏批准就能够脱籍，比如苏东坡以藏头诗判官妓从良之事。但这看似简单，细想又有许多难处。首先是否能遇到足够高品阶的官吏已是难事，遇到又能否有机会请求批准从良又是未知之数，而请求之后能否得到肯定的回复更是不可预料，而这样的事情被赵盼儿轻轻一句带过，可见影视剧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相较之下，宋引章的经历更加符合史实，但也有不太严谨的地方：宋引章是属于世代相袭的乐工一类，这类的官妓想要从良必须是皇帝特赦，否则终生为奴，其子女也不能幸免。因此，对宋引章来说，想要男主相助或是嫁做人妇都非易事。
当然，除了脱籍从良和嫁做人妇之外，也有部分官妓不愿嫁作商人妇而选择了却红尘长伴青灯古佛，但在那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代，这样的选择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而且，即使为女冠，社会地位也并没有高多少，甚至有人将女冠与娼妓等同。但无论如何，这也是她们为数不多的为自己独立做选择的机会。
四、结语
《梦华录》中的主角显然属于幸运的少数人，而真实的宋代官妓，她们的一生从踏入风尘的一刻便已经注定了悲情收场的结局。她们缺少自主选择权，不得不随波逐流，而当卸下尊严、放下身段融入男性掌权者为她们制定的规则后，又因为美色渐褪而走向凄凉的落幕。自始至终，她们都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在坚不可摧的皇权统治下，她们一退再退，终生为了自由、尊严、生存在社会的漩涡中摸爬滚打，即使最后或嫁做人妇或遁入空门，看似她们终于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但也不过是被逼至绝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