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与李鸣钟二三事

张伯驹与李鸣钟，都是周口令人景仰的先贤。

李鸣钟，周口沈丘人，著名爱国将领，入选抗战将领名录;张伯驹，周口项城人，国画大师刘海粟称其为“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与李鸣钟，既是周口同乡，又有戚谊，因此交往颇多。

李鸣钟是张伯驹的表叔。1929年7月，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编遣全国军队。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取消国民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和海军总司令部，各军静候原地改编，各军官静候编遣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调动与任免军事长官等。7月27日，时任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的李鸣钟一行到访南京，即带着张伯驹，将其作为随从。当时的《申报》等有专门报道，可见李鸣钟对张伯驹的欣赏及刻意栽培。

1930年12月19日，北平的《益世报》刊登消息《欢迎李鸣钟大会，河南中学今日举行》，“欢迎该校董事李鸣钟及校长张伯驹”。因为李鸣钟是当时开封的河南中学董事，遂由张伯驹担任该校校长职务，亦可见李鸣钟对张伯驹的充分信任、极力提携。

张伯驹与李鸣钟，亦有经济上的往来。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张伯驹为避寇而入秦，到西安定居。1943年3月，张伯驹在西安开办福豫面粉公司，出任公司的常务董事，董事长则为李鸣钟。以上种种，充分说明，张伯驹与李鸣钟过从甚密、感情甚笃。

李鸣钟虽出身行伍，但雅好文艺，这也是他对张伯驹另具青眼的原因之一。凡有文艺活动，李鸣钟也必邀约张伯驹参加。例如，1935年春天，李鸣钟邀请张善孖、张大千昆仲，到北平举办画展，立即函约时在上海的张伯驹陪同。正是由此因缘，再加志趣相投，张伯驹和张大千，此后惺惺相惜，成为挚友。

张伯驹与李鸣钟都是爱国民主人士，体恤民生疾苦，热心公益事业，经常联袂发起公益活动。比如，1935年，河南水灾惨重，50多个县受灾，无数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张伯驹与李鸣钟发起了演戏助赈活动，邀请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等人义务演戏，所得之款用于赈济灾民，当时的《华北日报》等皆有相关报道。

张伯驹与李鸣钟的家族，可算世交。李鸣钟之子李克非，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称呼张伯驹为表兄。198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印行李克非的《京华感旧录》，收录了李克非的《霁雪初融忆丛碧——兼记山水女画家潘素》一文，回忆张伯驹，可谓兄弟情深。

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灾难民，在北京东城隆福寺街，唱堂会有名的饭庄福全馆办了一场堂会，“‘福全馆’在北京东四的隆福寺街，为有名的餐馆，可容纳五六百人，该店的设备和餐具非常精致，而设置在店内的戏台尤其华丽，当时北京城里规模小、格调高的名人堂会常常选在这里举行”。堂会上，演出了《空城计》，张伯驹饰演诸葛亮，给他配戏的则有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钱宝森等名角，大咖如云，甘愿配角，饭馆内外，翘首观望，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一戏绝响，张伯驹可谓出尽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头，从而驰名全国。

《空城计》的演出，不仅极北京一时之盛，而且引起了全国轰动，影响之大实属罕见，为张伯驹戏曲活动演艺事业的巅峰高光时刻。当时的《影与戏》杂志曾报道：“设若将此套人马，搬来沪上演出，则恐又将闹翻上海滩，且沪之戏迷亦必将总动员，惜我辈只能望洋兴叹，而不能享受耳。”正因如此，有学者如此评说张伯驹及其演出的《空城计》：“亲饰诸葛武侯，而配演则是杨小楼、余叔岩等多位京剧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相对于这一举世无双的记录而言，所谓‘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都显得平常了。”

张伯驹仙逝之后，李克非敬献挽联，云：“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千古传绝唱;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帖，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概括当年盛事，并引以为张伯驹艺术人生最值得骄傲之事，而予以铺陈渲染，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可谓知人论世，评价公允。

张伯驹对李克非及其才华，也是青睐有加，钦佩之至。他说：“克非弟乃辛亥名流先表叔沈丘李晓东(笔者按：李鸣钟，字晓东)公之哲嗣，髫年就学即聪颖过人，每读唐人绝句，辄能过目成诵。假日偶随长辈赴戏园观剧，登场诸伶，姓氏艺名凡见诸海报者，皆能全记无误，故自幼深得堂上欢娱。稍长，从桐城何克之(其巩)先生习书法，后又拜乐至谢无量先生之门，兼临汉魏各碑，常获师长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