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举第一榜”与周口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是殿试开科之年，从全国参加考试的四十万名考生中层层选拔出的贡士，到东京汴梁参加科举考试。从正月初三到三月初五，考生们在紧张地考试，家长们在热切地等待祈盼。整整两个月后，陆续放榜，殿试录取进士388名。这一年的进士榜，若干年后，星光璀璨，载入《宋史》列传的24人，担任宰相的9人，思想家2人，唐宋八大家3人，这在1300年科举史上达到了高峰，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这一榜汇集了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对后世的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上深深影响了后续近千年中华文明的走向，在中国文学史上立下了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程颢(1032年~1085年，嘉祐二年进士)、苏轼(1037年~1101年，嘉祐二年进士)、苏辙(1039年~1112年，嘉祐二年进士)和周口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影响直至今天。

宋代建立后沿袭了唐代、五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三级举行即解试、省试、殿试。解试也称州试和府试，一般秋季八月举行，又称秋试。省试即在尚书省礼部贡院组织的国家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考或委托大臣主考，同时任命主考官。每年秋季州试合格的乡贡和开封府、国子监考试合格的举人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因此又称春试。礼部将省试合格者拟录取进士名册呈送皇帝审核称“奏名”，审批后的名单人员参加殿试。殿试一般在省试发榜后十天举行。殿试录取者分级(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嘉祐二年这次考试由宋仁宗亲自命题，考官阵容强大，主考官欧阳修(1007年~1072年，天圣五年进士)是政治家、文学家，倡导并把古文运动发扬光大的一代文宗。这次考试各科共录取899人，进士科388人。一甲五人(明清时改为三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第四名郑雍、第五名朱初平。虽然前五名的名字有点陌生，但并不是他们不优秀，只是这一榜优秀的人实在太多了，进入《宋史》列传的共有24人，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元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其中有9人曾担任宰相，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

嘉祐二年春天开始的科举考试，成就了“千年科举第一榜”得益于天时。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深知治理天下人才的重要，加上被自己的武将兄弟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对武将就有了一种本能的排斥，对跟他出生入死的武将“杯酒释兵权”后，优化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成了宋朝建立后的大事。一是实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制度。采取“糊名制”即今天的试卷密封。“别头试”，为朝廷重臣的“官二代”参加考试另外设置更加严格的考场，单独参加考试。“锁院制”，考试之前，考官全部进入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二是缩减考试科目。宋代科举分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常科的科目大为减少，而后更是进士科一科独秀，考试更加简化便利。三是扩大录取名额。宋朝建国当年建隆元年(960年)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9人，此后十年间每次科举也就录取十几人。到开宝三年(970年)，此次科举仅录取8名进士，赵匡胤命令礼部贡院，把落榜考生档案全部调出查阅一遍，结果大吃一惊，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15次以上未被录取的学子达106人。由于录取人数少，很多考生连考数年不第。宋仁宗时，一名叫张元(?~1044年，西夏军师、国相)的考生，因累考不第，便愤然投靠北宋敌对国西夏，辅助西夏三次大败宋军，给宋朝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教训。为此，嘉祐二年北宋改革了当时殿试实行的淘汰制，凡进入殿试之人，一律录取，殿试只作为排序的依据。公正的考试制度，进士数量的增加，保证了录取的公平性，无数普通士子成就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嘉祐二年藏龙卧虎榜的形成也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出现了诸如兄弟同榜、叔侄同榜、师生同榜、父子同榜等奇特现象。兄弟同榜的有苏轼、苏辙，曾巩、曾牟、曾布、曾阜，林希、林旦，王回、王向，黄湜、黄灏等。苏氏兄弟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从四川眉州进京考试，此时的汴梁完全没有人认识他们，时不时还被汴梁城的文人排斥。闲暇之余，苏洵拜访大文豪欧阳修，把自己的文章呈上，欧阳修阅后大喜，感叹在遥远的四川眉州，竟有这么一位文章卓著的文人存在，并把文章呈给宋仁宗赵祯，从而使得苏洵一举闻名天下。爷仨同时参加考试，虽然苏洵落榜，但苏轼、苏辙同中进士。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学习，直至嘉祐二年，二十多年屡考不中，看着两个儿子一举成功，自嘲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说到苏轼，词作堪称一代词宗，在文章方面，位列唐宋八大家，在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领域，擅长墨竹，开创了士人画派，如此诗、词、文、书、画全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唯此一人。苏辙的诗词歌赋虽不如二哥苏轼，但在政论史论文章上毫不逊色，他的代表作品《六国论》至今仍是中学语文的必读课文，位列唐宋八大家实至名归。苏辙与苏轼政治观点大体类似，相比二哥苏辙更有政治头脑和娴熟的政治手腕，最终官至门下侍郎。而苏轼性情豁达豪放、不拘小节，要么说错话，要么站错队，不是被下狱，就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更远的海南儋州。另一兄弟同榜的是曾氏兄弟，曾巩天资聪慧，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咏，十二岁写文，提笔立成。丧父后，他不仅自己刻苦读书，还不厌其烦督促弟弟学习，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金榜题名。也是这一年，曾巩从家乡江西南丰县，带着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和两个妹夫一行六人到汴梁参加考试，放榜时六人全中。曾氏四兄弟中，官做得最好的当然是曾布，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巩的官运虽不如弟弟曾布，而论及后世的声望和名声，曾布则远远不如自己的兄长。文学方面，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叔侄同榜，张载是程颢、程颐兄弟的表叔，张载、程颢同时及第入榜。张载，字子厚，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后世虽不如“二程”名气大，但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出了儒学的真谛。程颢则和兄弟程颐并称“二程”，他们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另一叔侄同榜的是族叔侄关系，章惇和章衡，章惇从小有神童之称，与著名词人王观并称“观三惇七”。章衡被皇帝钦点为嘉祐二年进士科的一甲头名，而章惇仅列二甲。后者视为奇耻大辱，一怒之下干脆拒不受敕，准备下科重考。嘉祐四年(1059年)章惇卷土重来，结果开封府试第一，殿试排一甲第五名，后成为一位铁血宰相。还有师生同榜的程颢、朱光庭，张载、吕大钧。“千年科举第一榜”，师生家人同时及第，被传为千古佳话。

科举考试中，同科考取进士的称“同年”，虽然不能说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会互相帮扶，而嘉祐二年的“同年”，由于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之争，同榜分为两派，同室操戈，反而对“同年”下手比谁都狠。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和依附王安石的吕惠卿多有抵触，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适逢苏家挚友张方平(1007年~1091年，宰相、政治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出京城任陈州知府，便推举苏辙为陈州教授(宋代在州县设立的学官或教官)。说起苏家与张方平的关系，要推到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父子当年进京赶考时，途经益州(成都)时拜访了张方平。张方平见到苏洵及二子的文章，非常欣赏，礼为上宾，不惜向政见不一的欧阳修写推荐信。看到苏辙遭遇困境，爱才惜才的张方平主动把苏辙推荐到自己门下。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任陈州教授。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继苏辙之后，又上奏折批评新政变法，得罪变法派，自请出京，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乘船出京，赴杭州途中在陈州下船看望弟弟苏辙，拜访对他家有知遇之恩的陈州知府张方平。苏轼在陈州停留七十余日，兄弟俩泛舟西柳湖，畅游“读书台”(后世称为“苏亭莲舫”)，留下了数十首关于陈州的诗篇，《戏弟子由》《和弟子由初到陈州》《柳湖感物》《次韵子由柳湖感物》《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等。宋代州县的教授，既是官学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又是州县属吏，苏辙在陈州期间除了撰写《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代方平答陶启》《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大量公文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教育和管理上，对陈州后世教育影响深远。此后，苏轼又两次来到陈州。元丰三年(1080年)，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湖北黄冈市)。途中再次来到陈州，此时，苏辙正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特地赶到陈州与即将远去的兄长相会。苏轼写了《子由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一诗，抒发了自己遭贬谪的复杂心情，也表达了兄弟间的崇高情谊。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继位，改年号“元祐”，恢复祖宗法度，史称“元祐更化”。苏轼认为新法未必尽废，又得罪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身处政治旋涡，是非和谗言如影随形，苏轼自请外放，以龙图阁大学士知颍州(安徽阜阳市)。赴颍州途中，元祐六年(1091年)来陈州，端坐“读书台”，撷采新荷，晾晒炒茶，并写下《漱茶说》。三日后苏轼告别陈州，沿蔡水南下颍州，发现朝廷已降旨开挖“首尾三百余里”的八丈沟。八丈沟开挖，将使淮水倒灌，陷陈地于沼泽，置陈民于水苦之中。履任颍州知州伊始，苏轼身体力行，带人测量，查询水情。据此，苏轼分别于九月、十月三次上书《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之一，《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之二，《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指出开挖八丈沟之利害。单枪匹马，为民请命，懿旨降下，停开八丈沟，陈州百姓因之得免于水患。

程颢进士及第后，调京兆府鄠县等县主簿，后调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因与王安石变法意见不合，熙宁八年(1075年)，被降职调任扶沟知县。程颢到任后，在社会治理上，“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陈州府志·点校 本 》2019 版609页)。当时扶沟县境内蔡河、广济河漕运繁忙，沿河不法之徒“每岁焚舟掠财”，以勒索过往船民财物为生，若不从则聚众焚烧船只，以示淫威。程颢立即派人将这几十人缉捕归案，审讯后得知他们为生活所迫，就宽厚处理，既往不咎，给予生活出路，让他们沿河分散居住，令“挽舟(纤夫)为业，自是邑境无盗”。在普及教育上，他兴办学校，引导百姓读书知礼，倡导“择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 ”(《宋史》列传)，在任上创建了书院，即今天的扶沟大程书院。在百姓生活上，他“视民如伤”。有一年扶沟发生水灾，百姓无米下锅，程颢向司农寺申请借粮赈灾，司农寺派员来查看情况是否属实，程颢见到使者后“力言民饥，请贷不已，遂得谷六千石，饥者用济”。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程颢罢扶沟县知县，监汝州酒税。据文彦博《明道先生表》记“先生去县，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号哭不肯去”，表现了扶沟民众对这位“循吏”的尊敬和爱戴。

嘉祐二年的进士囊括了北宋主要思想学派“蜀学”“洛学”“关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但在当朝如日中天，而且对后世的影响绵绵不绝。苏轼、苏辙、程颢在朝廷敢言直谏弊政，在地方顾恤民众疾苦，他们虽然在淮阳、扶沟任职只有短短几年，但他们重视教育、兴修水利、仁民爱物的行为，至今仍被豫东周口这块土地上的百姓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