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农学：集大成以开新统

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历朝历代无不强调以农立国，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推动。跟前代相比，宋代农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在一般印象中宋代农学却并不突出。通过全面的考察和比较研究，可知宋代农学集前代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大成，并首次对南方水田农业技术进行了系统论述，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发展阶段。准确认识宋代农学在传统农学知识谱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于深入探讨传统农学的现代转型、推动农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农学的集大成与技术创新

唐代农书不到30部，包括唐代在内的前此历代农书总计也只有70余种。有宋一代农书，《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分别著录为115种、136种，实则远逾其数——总计九大类255种。这一数量不仅雄视前代，与后代相比亦不逊色：是元代农书的5.9倍，与明、清农书(除去抄自前代者)大体相若。从整体上看，宋代农书不仅内容分布广，涌现出很多新类型农书，而且撰著体例亦有新发展;不仅多有创新性成果，而且产生了包括大量农学知识的日用类书，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也取得了卓著成绩。

除了农书数量激增，宋代农学的集大成更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涌现出多个“世界第一”。如第一部水稻专著《禾谱》、第一部柑橘分类学专著《橘录》、第一部牡丹专著《越中牡丹花品》、第一部食用菌专著《菌谱》、第一部泡桐专著《桐谱》、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等。更为重要的是，宋以前所论主要是北方旱地农业技术，宋代则首次对当时高度成熟的南方水田农业技术体系进行了论述。因此，到了宋代，传统农学始可称全面总结、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宋代代表性著作，陈旉《农书》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如其所叙述的水稻栽培技术，包括育秧技术、大田管理技术两大类别及种、管、收三大环节，复杂的技术程序及精耕细作程度实已臻古代社会之极，故直到明清而不能易。所叙土壤改良方法系统、全面，除水利改良(修筑陂塘等)、工程改良(修造葑田等)、生物改良(秸秆还田、种植豆类前作等)、耕作改良(薅耘、轮作等)外，还强调“用粪犹用药”，以使地力“常新壮”，把施肥以改良土壤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书中对火粪、沤粪、堆粪、草粪四类肥料的制法、用途详加论载，把传统肥料科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职是之故，宋代绝大部分地区农田再也无须像汉唐时期那样休耕了。

宋代农学哲学的发展

先秦时代人们即已认识到天地人各有其规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吕氏春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业三才学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传统农学奠定了哲学基础。汉代铁制农具和牛耕基本普及，形成了以区种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农业传统，三才理论进一步深化，强调“凡耕之本，在于趣(通‘趋’)时，和土，务粪泽”(《氾胜之书》)。这一思想后为《齐民要术》继承吸收，并提炼为“顺天时，量地利”的新表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

宋代传统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在新的生产实践推动下，“三才”理论获得了产生以来最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天时、地利因素中更加重视地利，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农业生产中主动改变自然条件的重要性。陈旉《农书》一反传统，将“地势之宜”列在“天时之宜”之前加以论述——越是远古，农业越是绝对地“靠天吃饭”，当然重天时甚于地利。宋人则多有与山争地(修筑梯田等)、与水争田(围湖、围海造田等)之举，“天时不如地利”自为理之必然。二是认识到天时、地利因素是通过构成一个统一体即自然环境条件而影响农业发展的，故陈旉《农书》虽承前代分论“地势之宜”“天时之宜”，但全书更常将天时、地利统一起来合称为“天地时宜”“天地时利之宜”。三是更重视人的因素，由先秦秦汉“趣时”“适地”、南北朝“顺天时，量地利”进入“盗天地之时利”的新阶段，赋予人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更高的主体性地位。这就是“人定胜天”一词在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原因。总之，宋代农学强调由消极适应、顺应自然环境条件变为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这是中国农学发展史上取得的重要思想成就之一。

宋代农学成就取得的原因

宋代农学取得巨大成就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宋朝建立统一过程没有连年累月的超大规模战争对人口的损耗，因此人口数量激增，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亿;南宋时北方流民大量南徙，人多地少的矛盾依旧存在。同时，两宋虽长期处于和平发展之中，但始终面临强敌环伺之局，一直保持着战备状态，需要强大经济力量支撑。这就迫使两宋政府以及广大百姓积极发展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要实现此目标，除开荒辟土增加耕地总面积外，必然讲求生产技术提高单产，这自然刺激宋代农学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具体原因除了已有研究提到的印刷术普及、理学格物致知观念影响外，一是宋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奠定了政策基础。如北宋真宗“雕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付诸道劝农司，以勖民务”;南宋高宗“颁诸农书于郡邑”。对地方官员来说，“农桑垦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是其考课的主要内容，他们自然积极劝农，这正是宋朝劝农文勃兴的原因。宋代劝农文并非只是劝勉鼓励民众努力耕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更是主要内容。除了重视推广已有技术，宋朝政府还鼓励学者对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持续两百年的吴中水利研究课题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显例。

二是宋代教育发展较快，奠定了人才基础。宋朝统治者大开文治之风，学校教育日益推广及学生总人数的增加是此前历代都无法比拟的，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大幅提升。大多数读书人不能进入官僚队伍，就成为且耕且读的乡居知识分子。普通农家子弟也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如建州虽“土狭人贫”，但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识字农”一词在宋代产生亦为明证之一。拥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群众在劳作中能够更好总结、研究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其中有些人还将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撰写成书，推动了宋代农学发展。

三是宋人颇具创新意识，提供了进步动力。宋政府多行宽大之政，为人才成长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故宋代士人敢于言事、任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屡有变法之举。要变法以富国强兵，自不能因循守旧，秉此心而为学术，有利于提高创新意识：从哲学看，宋代创立新儒学，学派林立而各具创见;从文学看，宋词堪称一座巍巍丰碑，宋诗以文为诗、以俗为雅，是唐诗之外的璀璨明珠;从科学看，宋代在诸多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因此，宋人在研究农学时能够创新实为应有之义，如曾安止撰《禾谱》是因为“未有能集之者”，韩彦直撰《橘录》是因为“独未有谱橘者”，很多农学成果都是作者有意识创新的产物。

宋代农学对后世的影响

降至元代，农书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多沿袭少新创。《农桑辑要》中，所引13种书除《齐民要术》外皆为宋金著作，实为宋金农学知识之结集。《王祯农书》对宋代农书同样多有引录，虽兼论南北农业技术，但只是宋及前代农书的综合，与宋代农学确立新技术体系、开辟新畛域不同。故王毓瑚谓其“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几部农书改写的”;石声汉也说：“从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纪录成绩，来衡量王祯农书，评价也许不应当太高。”

据葛小寒统计，明代农书有原创内容的仅282种，换言之，近一半明代农书完全抄录自前代。如前所述，唐以前农书、元代农书数量都不多，而元代农书又多承袭自宋、金，因此这个“前代”主要即宋代——仅从此点已可概见宋代农学对明代农学的影响。从明后期开始，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固有的、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农学逐渐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农学转型。明代代表性农书《农政全书》不仅专置两卷述“泰西水法”，更是徐光启进行农学实验的产物，昭示了传统农学现代转型的开始。

清前中期对农学的认识有所退步。作为主流观点，清修《明史》“农家类”只收树艺、救荒之书;《四库全书》踵此更是“逐类汰除，惟存本业”。清朝代表性农书《授时通考》多引前代农书及各类文献，录自《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书的内容就占全书的六分之一。故王毓瑚评价其“纯粹是前人有关著述的汇辑”，石声汉评价其“在指导生产方面没有多大作用”。直到清末，传统农学赓续历史脉络重启转型发展之路，方才迈向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宋代农学是中国传统农学集大成开新统的重要发展阶段，并对此后产生深刻影响。宋以后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更加重视因地制宜、精耕细作、以有机肥改良土壤和以粮食生产为主多种经营等经验，对于今天发展生态农业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