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革命时期淮阳有关情况
郑国政
1982年6月13日
苏文焕同志，1902年生，杞县付集村人， 1923年在傅集乙种农业学校（后改为开智小学）毕业，继入淮阳二师学习。1925年暑假期间在开智小学介绍我加入共青团，1925年冬和次年春，我们在淮阳同一个支部开会，由苏文换负责。当时共产党员有段家骥、孔繁锋（皆傅集东村人，与我都是开智小学的第一期学生。1925年毕业考入淮阳四中，与苏文焕同在淮阳读书）、李少白（杞县城内人），还有淮师的学生（姓名籍贯记不清了）。开会的内容一般分为四项：一是发展党、团员。发展对象的标准是拥有爱国思想、品行端正、忠诚老实、生活朴素、勤奋好学等。二是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封建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制度，并用古人的几句话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黎民点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说明只有世界大同，人人平等，人人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建立统一的新中国，才能富强幸福。三是组织学习近代革命史。四是开展生活检讨。有特殊情况另增加内容。付集乙种农业学校于1923年改为开智小学。校长孙恭庆，号寅初，付集东村人，共产党员。他请来的教员张海峰（杞县人，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称吴芝圃、张海峰、段家浪为杞县三杰），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张经常在课堂上选讲李大钊、郭沫若、恽代英、鲁迅等人的文章，课外还不断给学生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等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道理。我和段家骥、孔繁锋等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我下定决心要爱国、要救国，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苏文焕入党很可能是张海峰、孙寅初介绍的。开智小学校从1923年开始，成为豫东共产党的发祥地。
1926年底，党派我和段家骥、马永庚去绥远包头受军训（系中共在冯玉祥部办的军校）。到北京后因奉军进关，李大钊介绍我们去黄埔，到上海又经开封大学教授郑振宇（南五县人）介绍去武汉，先在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一个月毕业，又经党介绍转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我在受训期间经同学冯春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武汉政府北伐时，河南党的负责人汪的元（汪涤源）去武汉，要求凡是河南人都回家乡做农运工作。我们河南籍同学百余人被派到武汉中央政府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工作组，由胡伦同志（四川人）领导。北伐誓师大会后，我们浩浩荡荡，随军北上，到驻马店下车后，我和张家修（郾城县人）等五、六人被派到淮阳地区，住到淮阳西南18里李集。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攻打城镇大造革命声势，策应北伐军顺利前进。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要当家作主，耕者有其田”等。我们到李集后先联系了李集北刘老庄一个姓刘的红学团长，又经他联络了一些团民，在李集东约10里的一个村子，召开一次群众大会，约千余人参加。该村有一位老同志，姓名记不清了。这时苏文焕也在淮阳县党部工作，我们取得了联系。淮阳城内驻有两部旧军队，一部高桂滋，不到一千人;一部闫曰仁，有二三百人。苏文焕已与他们接头联系。同时从武汉又来一位同志（曾在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负责任课），同苏文焕一起配合我们说服了高桂滋起义。
当时，闫曰仁不是十分愿意投顺我们，我们与高桂滋商议缴他的枪。
4月上旬的一天，我约高、闫二人（各带二名卫士）去周口开会，去的人有武汉来的一位领导，有县党部的一位同志。汽车走到淮阳至周口的中途，高桂滋使了个眼色，两个卫士掏出手枪对准闫及其卫士。汽车停下后，高把一封缴枪信掏出交给闫，并缴了他们的枪，然后把闫交给周口当局。同一天，在淮阳城内，高的部队全部在南门外大阅兵，军乐队在前边，四路纵队在后边，先头部队走至北门里，后尾才进南门。这时，指挥官一吹哨，部队跑步把闫的三四百人全部包围，高声喊着“闫曰仁已被捕送周口了，你们缴枪吧，缴枪不打人。”只有一部分人抵抗了一阵，其余都很顺利的缴械了。枪和人都归高桂滋了。接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
淮阳的政权为高桂滋掌握，县长是高委派的。有一次，淮阳偏东南约30里某村一位姓龚的红学团长，因枪杀一个土匪被县长押起来了，因我当时没有法律知识，错误的认为枪毙一个坏人土匪是对的，是好事，没罪，就在高桂滋办公室内与县长大吵一架，非叫县长放人不可，县长不放。这宗事还没结束，正是麦子进场的时候，一天夜里，大股土匪忽然从李集西南攻打淮阳县城，结果淮阳没攻进城又返回打周口。淮阳北寨东关烧的火光冲天，几十里以内的麦子都被烧坏了。此时大革命失败，我们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系，奔周口，经漯河、信阳，返回郑州，到开封河南旅社找到胡伦，他叫我们暂时回家听候通知。同年秋后，党派郑英（信阳人）、施於民（扶沟塔湾人）二同志来，让我们转为秘密工作。
我们走后，苏文焕仍在淮阳坚持工作，约在1927年—1928年之间苏文焕三哥病故时，苏文焕回到老家，在付集开智小学教书，约在1932年—1933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