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全鹏小说：暮色四合 困顿涌来

作为一个哲思者，一个在轮椅上体悟生命真谛的作家，史铁生用其小说建构了一个“存在即困境”的哲学命题。患病残疾多年，上帝为他关闭了一扇窗户，却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并凭借这扇窗户得以养成健全的人格和灵魂。他由此洞见了广义残疾即精神残疾的普遍性，存在的困境就源于精神残疾的普遍存在。在一篇随笔里，史铁生指出，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三种情感的束缚，这三种情感分别是痛苦、孤独和恐惧。人为什么痛苦?因为人实现欲望的能力远远赶不上产生欲望的能力，所以他会痛苦。人为什么孤独?因为人永远是他自己，他不可能被替换或被深度进入，所以他必然孤独。人为什么恐惧?因为人生来就害怕死亡，但人生来就必然走向死亡，所以他会恐惧。

困境与困顿虽然仅差了一个字，两个词汇的内涵也有着重叠的情况，但两者的指向有着明显的差异。困境是一个精神命题，具备了形而上的意味，而困顿则指向肉体，指向个体的具体生活情景，是器物层面的人的被束缚的境况。就文学史的经验来说，书写困顿比之困境更易于上手，因此也更普遍。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不如意事，文学艺术首先会在感知层面做出反应。卡尔维诺曾经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

从《人到中年》开始，新时期小说尽管经历了各种思潮和观念的蝶变，但在书写困顿主题上，却有着某种一致性。近日，阅读河南青年作家孙全鹏的小说集《幸福的日子》，掩卷之后，脑海里首先映射而出的就是困顿二字。“幸福的日子”作为书的题名，似乎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恰好与大面积的困顿内容形成对峙关系。这部短篇小说集所揭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困顿，如同指间流水，很难捏出一个具体的形状，但却源源不断地涌来，如同傍晚四起的暮色。若进一步做归纳，孙全鹏小说的困顿主题，大致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它们分别是道德困顿、情爱困顿与事业困顿。其中，道德困顿又可细分出家庭、婚恋、社会关系等支流。集子开篇几个短篇，就集中揭示了道德困顿的种种生活实相。《幸福的日子》叙述了“父亲”的善意，以及这善意对他人命运的改变，有人生无常寄予在里面。善的动机与结果的不善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单单是现实的真相，也是历史的隐秘所在。《祖传的军功章》讲述了一个因为金钱撕裂了亲情的故事，这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困顿主题，不过，这样的故事总是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原型叙事的重要内容。《长长的秋风》则是一则相关家庭背叛和救赎的故事，揭示了道德包袱对人生的压迫感和毁伤性。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原内地小城的青年作者，孙全鹏的成长历程，道德叙事和道德话语的包裹可谓层层叠叠，人伦秩序的规定性构成了某种文化根性。作为河南作家，对于道德叙事和权力叙事，源于历史累积之故，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不过，对于青年一代的小说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对道德主题保持应有的谨慎，在这个反复言说和开掘的主题之上，能否发掘出独特性。能否在道德话语与时代生活的嬗变之间勾勒出清晰的曲线，才是关键所在。

孙全鹏笔下的情爱困顿，具备小城青年的典型属性。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来自乡村，借助流动性的当下现实，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后进入小城，然而夹心层的社会性因素，使得他们的情爱欲求与现实之间形成错位关系，并由此生长出种种失落和无奈。《三妹》中，三妹与“我”的朦胧情感被冷酷的现实无情摧毁。《心上秋》中陷入情爱泥潭的王刚，丧失了自主性之后，爱情键被删除，而婚姻如冰冷之蛇，压在胸口之上。

比较而言，这部集子对事业困顿的处理更为流畅。生活如流水，流水无知音，也无落花的属意，这种困顿超越了小城青年或者地域文化的标签，指向不同代际之人的日常，因此，在更大的层面上能够获取共鸣。对于这类主题，作者借鉴了新写实主义的写作资源，以去矛盾化、去戏剧化的方式贴近日常，进而呈现出记录性和客观性的特征。《浪花一朵朵》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作为过了而立之年的80后，住房的困扰、孩子的陪护和教育、工作收入对人形成的限制，构成了这个短篇的几个关键词。虽然是生活流的写法，但其中青年一代人的奔波和辛苦却刻画得逼真细致。

小城故事对于新文学传统而言，一代一代的作家不停地去讲述，不同时代的小城、不同地域的小城、不同视角下的小城，会生产出形色不同的故事。孙全鹏借助《幸福的日子》，讲述的则是80后一代在内地道德话语浓郁小城的各种遭际，他们虽然沉陷于困顿中，却依然勉力找寻上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