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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科举第一榜”与周口

时间:2023-06-06 10:38:41 来源:周口日报 编辑:詹亚琪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是殿试开科之年,从全国参加考试的四十万名考生中层层选拔出的贡士,到东京汴梁参加科举考试。从正月初三到三月初五,考生们在紧张地考试,家长们在热切地等待祈盼。整整两个月后,陆续放榜,殿试录取进士388名。这一年的进士榜,若干年后,星光璀璨,载入《宋史》列传的24人,担任宰相的9人,思想家2人,唐宋八大家3人,这在1300年科举史上达到了高峰,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这一榜汇集了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对后世的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上深深影响了后续近千年中华文明的走向,在中国文学史上立下了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程颢(1032年~1085年,嘉祐二年进士)、苏轼(1037年~1101年,嘉祐二年进士)、苏辙(1039年~1112年,嘉祐二年进士)和周口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影响直至今天。

宋代建立后沿袭了唐代、五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三级举行即解试、省试、殿试。解试也称州试和府试,一般秋季八月举行,又称秋试。省试即在尚书省礼部贡院组织的国家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考或委托大臣主考,同时任命主考官。每年秋季州试合格的乡贡和开封府、国子监考试合格的举人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因此又称春试。礼部将省试合格者拟录取进士名册呈送皇帝审核称“奏名”,审批后的名单人员参加殿试。殿试一般在省试发榜后十天举行。殿试录取者分级(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嘉祐二年这次考试由宋仁宗亲自命题,考官阵容强大,主考官欧阳修(1007年~1072年,天圣五年进士)是政治家、文学家,倡导并把古文运动发扬光大的一代文宗。这次考试各科共录取899人,进士科388人。一甲五人(明清时改为三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第四名郑雍、第五名朱初平。虽然前五名的名字有点陌生,但并不是他们不优秀,只是这一榜优秀的人实在太多了,进入《宋史》列传的共有24人,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元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其中有9人曾担任宰相,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

嘉祐二年春天开始的科举考试,成就了“千年科举第一榜”得益于天时。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深知治理天下人才的重要,加上被自己的武将兄弟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对武将就有了一种本能的排斥,对跟他出生入死的武将“杯酒释兵权”后,优化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成了宋朝建立后的大事。一是实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制度。采取“糊名制”即今天的试卷密封。“别头试”,为朝廷重臣的“官二代”参加考试另外设置更加严格的考场,单独参加考试。“锁院制”,考试之前,考官全部进入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二是缩减考试科目。宋代科举分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常科的科目大为减少,而后更是进士科一科独秀,考试更加简化便利。三是扩大录取名额。宋朝建国当年建隆元年(960年)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9人,此后十年间每次科举也就录取十几人。到开宝三年(970年),此次科举仅录取8名进士,赵匡胤命令礼部贡院,把落榜考生档案全部调出查阅一遍,结果大吃一惊,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15次以上未被录取的学子达106人。由于录取人数少,很多考生连考数年不第。宋仁宗时,一名叫张元(?~1044年,西夏军师、国相)的考生,因累考不第,便愤然投靠北宋敌对国西夏,辅助西夏三次大败宋军,给宋朝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教训。为此,嘉祐二年北宋改革了当时殿试实行的淘汰制,凡进入殿试之人,一律录取,殿试只作为排序的依据。公正的考试制度,进士数量的增加,保证了录取的公平性,无数普通士子成就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嘉祐二年藏龙卧虎榜的形成也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出现了诸如兄弟同榜、叔侄同榜、师生同榜、父子同榜等奇特现象。兄弟同榜的有苏轼、苏辙,曾巩、曾牟、曾布、曾阜,林希、林旦,王回、王向,黄湜、黄灏等。苏氏兄弟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从四川眉州进京考试,此时的汴梁完全没有人认识他们,时不时还被汴梁城的文人排斥。闲暇之余,苏洵拜访大文豪欧阳修,把自己的文章呈上,欧阳修阅后大喜,感叹在遥远的四川眉州,竟有这么一位文章卓著的文人存在,并把文章呈给宋仁宗赵祯,从而使得苏洵一举闻名天下。爷仨同时参加考试,虽然苏洵落榜,但苏轼、苏辙同中进士。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学习,直至嘉祐二年,二十多年屡考不中,看着两个儿子一举成功,自嘲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说到苏轼,词作堪称一代词宗,在文章方面,位列唐宋八大家,在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领域,擅长墨竹,开创了士人画派,如此诗、词、文、书、画全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唯此一人。苏辙的诗词歌赋虽不如二哥苏轼,但在政论史论文章上毫不逊色,他的代表作品《六国论》至今仍是中学语文的必读课文,位列唐宋八大家实至名归。苏辙与苏轼政治观点大体类似,相比二哥苏辙更有政治头脑和娴熟的政治手腕,最终官至门下侍郎。而苏轼性情豁达豪放、不拘小节,要么说错话,要么站错队,不是被下狱,就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更远的海南儋州。另一兄弟同榜的是曾氏兄弟,曾巩天资聪慧,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咏,十二岁写文,提笔立成。丧父后,他不仅自己刻苦读书,还不厌其烦督促弟弟学习,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金榜题名。也是这一年,曾巩从家乡江西南丰县,带着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和两个妹夫一行六人到汴梁参加考试,放榜时六人全中。曾氏四兄弟中,官做得最好的当然是曾布,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巩的官运虽不如弟弟曾布,而论及后世的声望和名声,曾布则远远不如自己的兄长。文学方面,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叔侄同榜,张载是程颢、程颐兄弟的表叔,张载、程颢同时及第入榜。张载,字子厚,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后世虽不如“二程”名气大,但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出了儒学的真谛。程颢则和兄弟程颐并称“二程”,他们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另一叔侄同榜的是族叔侄关系,章惇和章衡,章惇从小有神童之称,与著名词人王观并称“观三惇七”。章衡被皇帝钦点为嘉祐二年进士科的一甲头名,而章惇仅列二甲。后者视为奇耻大辱,一怒之下干脆拒不受敕,准备下科重考。嘉祐四年(1059年)章惇卷土重来,结果开封府试第一,殿试排一甲第五名,后成为一位铁血宰相。还有师生同榜的程颢、朱光庭,张载、吕大钧。“千年科举第一榜”,师生家人同时及第,被传为千古佳话。

科举考试中,同科考取进士的称“同年”,虽然不能说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会互相帮扶,而嘉祐二年的“同年”,由于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之争,同榜分为两派,同室操戈,反而对“同年”下手比谁都狠。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和依附王安石的吕惠卿多有抵触,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适逢苏家挚友张方平(1007年~1091年,宰相、政治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出京城任陈州知府,便推举苏辙为陈州教授(宋代在州县设立的学官或教官)。说起苏家与张方平的关系,要推到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父子当年进京赶考时,途经益州(成都)时拜访了张方平。张方平见到苏洵及二子的文章,非常欣赏,礼为上宾,不惜向政见不一的欧阳修写推荐信。看到苏辙遭遇困境,爱才惜才的张方平主动把苏辙推荐到自己门下。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任陈州教授。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继苏辙之后,又上奏折批评新政变法,得罪变法派,自请出京,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乘船出京,赴杭州途中在陈州下船看望弟弟苏辙,拜访对他家有知遇之恩的陈州知府张方平。苏轼在陈州停留七十余日,兄弟俩泛舟西柳湖,畅游“读书台”(后世称为“苏亭莲舫”),留下了数十首关于陈州的诗篇,《戏弟子由》《和弟子由初到陈州》《柳湖感物》《次韵子由柳湖感物》《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等。宋代州县的教授,既是官学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又是州县属吏,苏辙在陈州期间除了撰写《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代方平答陶启》《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大量公文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教育和管理上,对陈州后世教育影响深远。此后,苏轼又两次来到陈州。元丰三年(1080年),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湖北黄冈市)。途中再次来到陈州,此时,苏辙正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特地赶到陈州与即将远去的兄长相会。苏轼写了《子由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一诗,抒发了自己遭贬谪的复杂心情,也表达了兄弟间的崇高情谊。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继位,改年号“元祐”,恢复祖宗法度,史称“元祐更化”。苏轼认为新法未必尽废,又得罪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身处政治旋涡,是非和谗言如影随形,苏轼自请外放,以龙图阁大学士知颍州(安徽阜阳市)。赴颍州途中,元祐六年(1091年)来陈州,端坐“读书台”,撷采新荷,晾晒炒茶,并写下《漱茶说》。三日后苏轼告别陈州,沿蔡水南下颍州,发现朝廷已降旨开挖“首尾三百余里”的八丈沟。八丈沟开挖,将使淮水倒灌,陷陈地于沼泽,置陈民于水苦之中。履任颍州知州伊始,苏轼身体力行,带人测量,查询水情。据此,苏轼分别于九月、十月三次上书《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之一,《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之二,《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指出开挖八丈沟之利害。单枪匹马,为民请命,懿旨降下,停开八丈沟,陈州百姓因之得免于水患。

程颢进士及第后,调京兆府鄠县等县主簿,后调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因与王安石变法意见不合,熙宁八年(1075年),被降职调任扶沟知县。程颢到任后,在社会治理上,“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陈州府志·点校 本 》2019 版609页)。当时扶沟县境内蔡河、广济河漕运繁忙,沿河不法之徒“每岁焚舟掠财”,以勒索过往船民财物为生,若不从则聚众焚烧船只,以示淫威。程颢立即派人将这几十人缉捕归案,审讯后得知他们为生活所迫,就宽厚处理,既往不咎,给予生活出路,让他们沿河分散居住,令“挽舟(纤夫)为业,自是邑境无盗”。在普及教育上,他兴办学校,引导百姓读书知礼,倡导“择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 ”(《宋史》列传),在任上创建了书院,即今天的扶沟大程书院。在百姓生活上,他“视民如伤”。有一年扶沟发生水灾,百姓无米下锅,程颢向司农寺申请借粮赈灾,司农寺派员来查看情况是否属实,程颢见到使者后“力言民饥,请贷不已,遂得谷六千石,饥者用济”。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程颢罢扶沟县知县,监汝州酒税。据文彦博《明道先生表》记“先生去县,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号哭不肯去”,表现了扶沟民众对这位“循吏”的尊敬和爱戴。

嘉祐二年的进士囊括了北宋主要思想学派“蜀学”“洛学”“关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但在当朝如日中天,而且对后世的影响绵绵不绝。苏轼、苏辙、程颢在朝廷敢言直谏弊政,在地方顾恤民众疾苦,他们虽然在淮阳、扶沟任职只有短短几年,但他们重视教育、兴修水利、仁民爱物的行为,至今仍被豫东周口这块土地上的百姓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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