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本质、发展与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以“枫桥经验”为蓝本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我国处理与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

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本质内涵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深化发展了分配正义在法治框架内的价值内涵。纠纷解决是对不正义分配现象的法律救济与制度修正的过程。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因而，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法律制度设计就是为了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而建构的程序正义。初次分配、再分配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构成了上述分配过程中对分配正义的保障，为不正义的利益或风险分配提供救济与修正的程序。

从程序进行的视角上看，无论是采用传统的由司法机关介入的裁判、调解，还是在互联网线上广泛采用的区块链技术手段下的“去中心化代码解纷、程序解纷、自动解纷”等方式，对存在争议实现所进行的制度安排仍没有离开对正当性与正义性的追求，相关纠纷解决机制正当性的基础体现在对风险与利益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分配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分配正义的制度准则。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构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新时代法律运用中的正义性内涵仍在进一步强化。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了完善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指引，在制度的实践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对分配正义的法治保障。

以公平分配为核心的制度内涵

纠纷解决事关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公平分配，在多元化的制度设计下，出于公平性的制度初衷，相关制度安排应做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从制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原理上看，纠纷解决的制度设计决定了经营主体的行为模式、行动方法，并产生了具有指引性与反复适用性的行动指南。

从制度的资本属性上讲，资本追逐效率本是天性，良好的纠纷解决制度设计更应明确对纠纷产生源头、过程与结果的利益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优化与效率上的提升。但这种分配风险负担的法律规则在为实现社会整体福利与个人福利平衡发展的过程中更应关注公平分配的问题。就产生纠纷与矛盾的社会经济根源上看，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纠纷可被理解为因不完备契约与有限理性导致的一种失衡结果，因为复杂契约并不都是完备的。

就社会上实际产生的纠纷过程来看，广泛产生于社会基层的纠纷与矛盾往往产生于对效率的过分追逐而忽视了利益和风险分配的不公平问题。针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上的研究中，当前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创新，这不仅因为基层是纠纷数量分布更加密集、种类更加繁杂、情节更为琐细、群众与社会利益牵绊更为广泛的区域，更是因为基层服务部门更贴近群众，更贴近纠纷、矛盾与重大问题的萌芽阶段，是预防纠纷、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最佳切入点，同时也是数据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领域，借助政府统一信息平台的数据与信息优势更方便于现代数据技术手段的介入与保障。

“枫桥经验”的制度定位、发展与未来

在人民群众法治观念逐渐增强的当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格局，为群众与经营主体提供均等化的法律服务应成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责任之一。

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主动为基层群众与经营主体开展法律普及、联合调解、行政法律服务等行动，将行政司法部门的管辖“关口前移”，体现了行政服务同法律服务的统一。另外，在司法机关“不告不理”的司法程序约束下，行政机关具备“送法上门”的合法合规基础。

推动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探索中更加强调法治的基本尺度。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仰赖于政府职能如何变革。从社会治理机制的完善层面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仍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做到规则公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

纠纷解决机制在新技术手段普遍运用的当下呈现出新内容和新特点，突出表现为脱离传统模式的线上纠纷解决以及更为普遍的公众参与。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与各类经营主体对纠纷解决机制高效性、准确性、结果正当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枫桥经验”为蓝本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社会与个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基于消解利益冲突、妥善处理矛盾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最终形成并构建起的社会普遍认同的法律理性与制度理性。基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相关需求逐渐转型升级，主要体现为：为了实现纠纷解决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资源优化分配并提升纠纷解决效率，提升产权绩效、激发市场活力，进而推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大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构建应当融入时代发展，积极回应上述新需求，为国家、社会与个体在面对纠纷与矛盾困境时提供更多解决纠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