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三官庙：红色故事永流传
健在老兵在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合影留念。
老兵们在烈士墙上寻找战友的名字。
记者在三官庙革命纪念馆采访。
12月13日，是中国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国同哀。
12月13日，在豫东平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太康县杨庙乡三官庙村，该村及附近村庄的郭泽林(91岁)、孙增礼(93岁)、王福庆(94岁)、张新学(92岁)等抗战老兵，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在一面镌刻着3800多名革命先烈名字的烈士墙上默默地寻找着自己战友的名字，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不同地方的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那些曾在战争中为反抗外来侵略、誓死保卫家园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这一天，记者来到太康县三官庙革命纪念馆，瞻仰革命遗迹、感受红色精神、回顾革命历程，并有幸聆听到当地人民群众、抗战老兵和烈士后代那些深藏在心中的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
三官庙一村43人闹革命
穿过历史的云烟，时光把我们带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多灾多难的中国。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为了阻挡日寇西进，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咆哮的黄河水冲向河南、安徽、江苏平原，给豫皖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改道后的黄河称为新黄河，黄河以东的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区，始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后来称为水东地区。
当时，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水东地区，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开展革命斗争的老区。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阴谋的同时，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
太康县杨庙乡三官庙村及附近村庄，作为睢杞太革命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艰难和复杂的斗争中，留下了无数传奇和悲壮的革命故事。
据介绍，在抗日战争年代，仅三官庙村就有43人(当时该村人口200多人)参加革命，17人入党，其中失踪4人，负伤病逝在家4人，6人战死在疆场成为革命烈士。1947年后，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参军的人。
如今，令人欣慰的是，三官庙及附近村庄的一些革命烈士后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在民间长期坚持搜集革命历史资料，或自费筹建革命纪念馆或撰写红色史书，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永远传承下去。
“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故事
提起太康县三官庙的革命历史，一定要从“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革命故事说起。因为，这个革命故事反映了三官庙及附近村庄人民群众全面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也是当地人民群众最引以为豪的红色经典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三官庙因该村东南有一座当地群众敬奉的庙宇而得名。
据出生在革命家庭且长期搜集和研究当地红色革命历史的王锦敬介绍，1938年6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淮阳西受到挫折后，通讯员王新成带着吴芝圃潜回自己家乡三官庙，秘密开展革命斗争。考虑到斗争环境恶劣，为安全着想，吴芝圃被安排到与王新成家一墙之隔的邻居王怡然家中居住。
在三官庙居住的几天里，王新成秘密联系一些进步人士，暗中发展革命力量。有一天，王新成对王怡然说，夜里有几个朋友要在村南头的三官庙里“说事”，邀请他一起去。
由于敌强我弱，王新成为掩人耳目，叫来一个名叫李庆文的孩子作为放哨人员。
最后，来到庙里“说事”的人员包括王怡然，共有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这里，王怡然听到吴芝圃和王新成讲述的全是有关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大事，心中萌生了对革命的向往。
由此，王怡然和其他人一起相继走上革命道路。
基于此次会议共有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太康县委党史部门认证：七个大人是吴芝圃、杜李、王新成、王刚元、王怡然、李吉礼、李明臣，小孩是李庆文)参加， “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革命故事便在三官庙流传下来。
在此次会议的影响下，吴芝圃和王新成在三官庙及附近村庄先后发展党员20多名，并动员100多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了睢杞太地区的抗日力量，正式拉开了当地人民群众走上抗日革命道路的序幕。
由于发展抗日力量有功，并把收集的军用物资通过敌人封锁线送到彭雪枫的军营，王新成受到彭雪枫将军的表扬，夸赞他“青年有为、聪明能干”。
陈留张伏击战“大捷”
抗日战争时期，睢杞太地区深受日伪军的蹂躏和剥削，而发生在三官庙附近的陈留张伏击战，一次性打掉伪军的一个排27人，成为当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一次“大捷”。
据史料记载，1943年12月，驻太康杨庙一个团的伪军和驻王湾一个营的伪军，经常骚扰百姓，为非作歹。为了惩戒和打击伪军的嚣张气焰，中共太康县大队和第四区队于12月23日拂晓前进入杨庙东北约2公里处的陈留张设伏。
陈留张位于太康杨庙、王湾中间，临近三官庙。为诱敌出动，第四区队佯攻杨庙，敌人未上当，后又将杨庙至王湾之间的电话线割断。驻王湾的伪军立即出动一个排27人，沿公路向杨庙巡逻，当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遭到王森然区队密集火力的打击。伪军当场被打得晕头转向，慌忙向东南方向逃窜，途中又遭到太康县大队伏兵截击，残敌朝刘庄逃去，在三官庙村西南被全歼。
据记载，此次战斗，共击毙伪军2名、抓获俘虏25名，缴获重机枪1挺、小炮1门、步枪24支、子弹1000多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睢杞太地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块写有 “陈留张伏击战旧址”的石碑，由中共太康县委、太康人民政府所立，详细记载了整个战斗的过程。
三官庙一门六烈士
王启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生于1903年1月，时任太康县第七区队副队长，于1946年11月牺牲在太康县高朗乡大黄庄，年仅43岁。
王天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生于1918年12月， 1935年2月入党，1949年1月牺牲于平津战役天津杨柳青前线(时任三十九军117师司令部参谋长)，年仅31岁。
王何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生于1921年6月，1939年1月参加革命，时任新四军四师十二团三营侦察排排长，于1943年4月牺牲在安徽淮北孙景村，年仅22岁。
王森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生于1922年8月，1942年8月参加革命，1943年6月入党， 1949年3月任太康县第七区队队长，因旧伤复发牺牲在淮阳军分区医院，年仅27岁。
王友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生于1924年5月，1945年4月参加革命，在太康县大队任班长，于1946年10月牺牲在太康县谢洼村，年仅22岁。
王新义，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生于1930年7月，1946年5月参加革命，1948年4月在太康县第七区队任队员时牺牲，年仅18岁。
当地群众提起太康县杨庙乡三官庙村的一门六烈士，无不感到崇敬。这个家庭的多名青年先后在革命道路上壮烈牺牲，却依然有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无怨无悔。
在这一门六烈士中，王新义烈士是其他五位烈士的叔叔，五位名字中带“然”字的烈士是堂兄弟关系。在他们五人中，王启然和王友然是亲兄弟。
据王锦敬介绍，这一家族在三官庙村并不贫穷，是王天然带领他们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王天然在学生时期就是一位进步青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令人惋惜的是，在这一门六烈士中，加入革命最早、对革命贡献最大的王天然，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1月5日在天津杨柳青前沿阵地侦察地形时，不幸被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而在这一门六名烈士中，牺牲时最为悲壮的莫过于王友然，他是被郭馨坡残忍杀害的。
1944年，任国民党太康县县长的郭馨坡率领国民党太康县政府反动武装驻扎在水西大新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抗战胜利后，郭馨坡任国民党第七行政区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沙河区剿共司令。他搜罗地痞流氓扩充武装，盘踞县城，不时偷袭县区革命武装，捕杀中共干部。当时在豫东，尤其是在柘城、太康、扶沟一带无恶不作，人们提到这个名字都会感到毛骨悚然。
1946年10月，郭馨坡带领100多人围攻三官庙村，王友然为了掩护王法洲等同志转移被俘，敌人把他五花大绑，在回太康县城途经谢洼村时，他宁死不屈，一头撞到郭馨坡怀里，高呼：“三官庙人，个个都是好汉!”气急败坏的郭馨坡用大刀把王友然残忍杀害。
除了杀害王友然外，郭馨坡还组织还乡团、老虎队等反动武装，先后枪杀、残害中共区乡干部和民兵群众数百人。1948年4月，郭馨坡带领600多人，袭击驻扎在太康常楼的豫皖苏第二军分区(中共淮阳军分区)独立团，杀害人民战士107人。
1956年1月，郭馨坡被太康县公安机关逮捕归案，经太康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判处死刑，1957年4月12日，被执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革命者在儿女面前被枪杀
长期搜集革命史迹的70多岁退休教师孙增睿，同时也是一位革命烈士后人，他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为革命献身的经过。
他的父亲名叫孙干书，1902年出生在太康县转楼乡孙庄村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任贫民会主席，1941年参加李子其村党支部组织破坏日寇从睢县经潮庄到龙曲公路的战斗。后来，孙干书还参加过摧毁潮庄北门大桥、挖断敌公路、割断敌电线、保存公粮和作战物资等战斗和工作。
当时，兑兑张村曾是水东地下兵工厂，李子其村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兵工厂，并组织当地群众从外地运进原料和向外运送制造的武器。
1948年3月3日，李子其村党支部接到上级交给的保存作战争物资的任务。其中，孙干书负责孙庄的工作，包括保存军装、线子、布匹、子弹和棉花等作战物资，最后还把没有分完的物资运到村西北，挖个大坑埋了起来。
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个化装成小商贩的国民党军探子看到了这一幕。
第二天早上，国民党军队就来到了孙庄村。在紧急时刻，孙庄有个叫“老豁子”的人找到孙干书说：“放在俺家那个机器咋办?”
孙干书带着他的妻子冯永芝，儿子孙增文、孙学孟、孙红星等五人，从“老豁子”的家里抬出一台机器撂到村西南一口大井里。
这时，敌人把几个村的干部和群众集中到果子王村进行严刑拷问，追问作战物资的下落，几个村的干部群众被打伤，有的被打断骨头，有的被割去耳朵，场面十分血腥。
这时，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个探子认出了孙干书，把他从人群里拉出来，一个敌人用枪托狠狠地砸了孙干书一下，紧接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端起枪便向孙干书射击，孙干书当场被杀害。
当时的孙增睿只有两岁半，他和10多岁的姐姐亲眼看到父亲被敌人无情地杀害的情形。讲起这段经历，孙增睿禁不住泪流满面。
革命后代传承红色基因
如今，战争已离我们远去，但革命先烈为国奋战的一件件感人事迹却不可忘却。在三官庙及附近村庄，有王锦敬、孙增睿这样几个人，在革命家庭的熏陶下，幼年时心里就种下了红色的种子。他们感到作为革命后代，有义务有责任把革命先烈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并且身体力行，自费建设革命纪念馆或自写革命史书，传承红色基因，其中，尤以王锦敬自费筹建的太康县三官庙革命纪念馆最具影响力。
今年53岁的王锦敬，出生于三官庙一个“革命之家”，他也是一名党员，其祖父王怡然、王凯然、王普然弟兄3人，均参加过革命，王锦敬的三爷王普然还曾策反过敌人一的个营。王锦敬的父亲王在庭10多岁就当起了情报员，由于聪明伶俐，送达情报准确，多次使我党地下工作者在敌人搜捕中安全脱险。
2016年，为把革命先烈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王锦敬在太康县三官庙建立革命纪念馆，以弘扬浩然正气，传承红色基因。
建馆不易。王锦敬经多方考察，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三官庙革命纪念馆于2016年4月动工兴建，2019年4月开馆，总投资247万元，占地15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展厅、办公室等38间，珍贵文物资料1700件，记载大小战斗上百次、烈士4000余人。
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开馆之后，就被太康县委党史研究室指定为太康县党史教育基地，2019年11月被周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定为周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仅2019年清明节，就有5000多人到此参观学习，三官庙革命纪念馆成为缅怀先烈和开展红色教育的一面旗帜，现已接待各地参观者10多万人次。
“我建立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就是为了铭记那段历史，时刻提醒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每次为参观者讲述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建设的动力时，王锦敬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除了王锦敬，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孙增睿老人，他身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已经连续多年在民间搜集革命史迹，并用手中的笔和录像机记录了下来。
如今，孙增睿正在根据多年搜集的革命史迹材料，准备撰写一本名为《太北烽火》的红色书籍。
“作为革命后代，我不会忘记那段历史。今天，我所做的事，就是为了让红色精神永远流传。”孙增睿说。
三十团“倒穿鞋”计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睢杞太地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三十团，不能活半年”。这也是记者在太康三官庙采访期间，多次听到的一句话。
据中国共产党太康县《党史人物》一书王广文篇记载，“进了三十团，不能活半年”的三十团原属于水东独立团。
1941年3月，在革命一时受挫后，中共睢杞太地委在杞县申纪村召开会议，决定重建地委和水东独立团。1945年3月，水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冀鲁豫十二军分区(10月份改成六军分区)，原来的水东独立团改为三十团，王广文任团长。
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曾有一个月打28天仗，人员伤亡很多，当时便流传着“到了三十团，不能活半年”的说法，也足以说明当时战斗之频繁、战争之残酷、抗日人民群众牺牲之大。
今年94岁的王福庆身体仍十分硬朗，思路清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福庆说，抗战时期他是三十团的一员，任过三十团团长王广文的警卫员，后来还当过三十团的侦察排排长，他开玩笑地说：“进了三十团，不能活半年。我在三十团战斗了好几年，依然活得好好的。”
在那个战斗频繁的年代，王福庆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王福庆在向记者讲述当年参加战斗时的故事时，还掀开自己的衣服，展示腰部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疤痕。
为了说明当时战斗的频繁和残酷，王福庆讲述了三十团利用“倒穿鞋”的计谋，摆脱敌人围追堵截、虎口脱险的故事。
当时，党领导的军队一律优待俘虏，三十团凡是抓获的俘虏一是可以让其回家，二是可以让其留在党的部队。后来，不少俘虏选择了留在三十团。
有一年冬季的一段时间，三十团不论在哪里落脚，总会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王福庆回忆说，在那一个月时间里，部队有28天都在行军打仗和不停转移，随时会陷入危险境地。
后来，三十团怀疑部队出了特务，便开始彻查留在部队的俘虏。最终发现一名用微型发报机偷偷向敌人传递情报的特务，并立即枪毙了他。
有一次行军时下起了小雪，三十团让所有战士把鞋子倒穿，用脚印迷惑敌人，留下向东的脚印，其实是向西转移，“声东击西”的战术让部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提起往事，王福庆老人侃侃而谈，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并为自己在三十团战斗过的经历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传承历史 责任重大
1938年6月，太康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面对日寇的暴行，一个个优秀的太康儿女冒着生命危险同敌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太康县三官庙及附近村庄的人民群众前赴后继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和全国各地其他中华优秀儿女一道扛起了民族救亡的旗帜，不畏生死融入到革命大潮之中，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采访当日，郭泽林、孙增礼、王福庆、张新学等几位健在的抗战老兵，在烈士墙上寻找熟悉的战友名字，在烈士墓前向老战友致敬，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再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段悲壮的历史。虽然，这些人经历的生死战斗和重要历史事件没有完全被史书记载下来，但是发生在三官庙及附近村庄的无数革命故事，却被当地人民群众深深地刻在心中，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
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把革命的历史保存下来，传承接续。